就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在平安夜召開記者會，宣佈就通緝海外港人追加懲罰措施， 英國外相林德偉（David Lammy）發表聲明 ，表示當中有人是持有BNO護照、正在英國居住的人士，重申英國不容忍外國政府脅迫、恐嚇、滋擾或傷害海外的批評者，特別是身在英國的人士。 他在聲明中重申，呼籲中國取消港版國安法，呼籲香港當局停止針對身在英國及其他地方、為民主自由發聲的人士。 聲明表示，英國會捍衛香港人的權利，支持在英香港社群的人士，確保這些人安全是英國政府的優先工作。 盛傳英國財相李韻晴（Rachel Reeves）將在1月訪中，未知她訪中期間會否提及香港人權問題。 歐盟透過發言人譴責中國香港再向海外港人發出通緝令 ，批評當局持續把國安法應用在海外地區，只令歐盟更關注香港問題，傷害香港作為國際商業中心的吸引力。 歐盟再次要求中國履行國際承履，呼籲香港停止打壓親民主力量並維護《基本法》承諾的基本自由。 在記者會中，中國香港官員公佈對7名已被通緝的人士採取懲罰措施，例如沒收這些人透過犯罪獲得、存放在香港的資產，另外追加通緝6人，指控6人「是出賣自己的國家和香港、罔顧香港人利益，竄逃到海外後繼續做危害國家安全和損害香港社會整體利益的事情」。 ===== 如果想支持網主更新本blog、Twitter、Facebook等平台，並閱讀深度分析文章，歡迎訂閱我的Patreon，月費只是7.21美元： patreon.com/dungtaai
續上：
除了反猶主義外，《經濟學人》的文章也提出選民壓力：美國存在勢力龐大的猶太人游說組織ＡＩＰＡＣ已人所共知，有調查指這組織對美國政府和國會的影響力數一數二，而該組織涉及干預美國中東政策的「陰謀」更時有所聞；歐洲不但不存在這類猶太人游說組織，更有人口龐大的穆斯林。《經》文認為穆斯在歐洲的影響遠不及猶太人在美國政壇的影響力，因而否定這理論。
不過，網主則認為，穆斯林因素在法國外交的影響力不能低估，因為法國擁有全歐洲最大比例的穆斯林人口（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波斯尼亞除外），差不多有一成。我不是在說「穆斯林有這訴求－－＞穆斯林團結起來在選舉中向政客施壓－－＞法國當選政客討好他們而有親阿拉伯政策」，而是實際上，當國內有這麼龐大的穆斯林社群時，法國政府便一定要考慮這些人的感受，不單在外交上，在國內政策上也要盡量避免穆斯林感到遭迫害的感受，否則便再爆發２００５年年底的穆斯林青年騷亂。
而且，法國跟一些前法國阿拉伯殖民地有特殊感情－－特別是施丹（Zinedin Zidane）的家鄉阿爾及利亞，法國較親阿拉伯也不難理解。
《經》文還提及一個因素－－一個該文筆者認為最有說服力的因素，就是歐洲左派和右派各自對以色列的看法出現乾坤大挪移。
文章指出，傳統上－－最少在１９５０或１９６０年代以前，歐洲左右翼對以色列的看法可簡化為「左派－親以ＶＳ右派－反以」。文章指在二戰後，歐洲右派為納粹屠殺猶太人感到內疚，開始贖罪，於是轉為支持以色列。網主對此說法有保留，我不太確定現在的歐洲極右和新納粹份子是否真的不反猶，但若以國家論，當年愈要為猶太大屠殺負責的國家，現在愈支持以色列，最明顯是德國。「贖罪論」也頗有說服力。
文章對歐洲左派的看法，網主較為認同。左派傳統上是「反戰，支持弱者」，而以色列在立國前和立國後不久，確實是一個弱者－－一個亡國、在全球流浪了二千年的民族，陣腳還未站穩便要面對所有鄰國都口口聲聲說要毀其立身之地的以色列。另外，文章特別提及，以色列在立國之初一直由左翼的工黨執政，這亦是歐洲左派當時支持以色列的原因（也是歐洲左派較熱衷跟北京建立親密關係的原因）。
不過，１９６７年的六日戰爭成為轉捩點，以色列不單大勝所有阿拉伯國家，國土更大幅增加，意味他們「佔領」了一些聯合國決議中不應屬於以色列的土地。以色列由弱者轉為強者，與此同時，以色列的右派也整合成功，成立利庫德集團（Likud），並在１９７０年代開始不斷執政（*註），以色列已不再是社會主義模範，歐洲左派對以色列也開始失去幻想（disillusioned）。
《經》文最後一句寫道：最少在這方面，大西洋兩岸的差距正在拉闊。是的，畢竟歐洲各國較為「偏左」（英國是異數），短期內也不見會有急劇轉變，即是歐洲跟美國在全球外交熱點之最中東這地方在中期而言，將不斷有爭拗，這也為為何歐美在全球事務合作不能達成共識提供一個解釋。
*註：六日戰爭令以色列人開始迷信戰爭代表成功，也可能是右翼開始不斷勝選的原因，而今次攻擊黎巴嫩未能摧毀真主黨則可能是以色列對阿政策另一轉捩點－－這已是歐洲動態範圍以外的後話。
除了反猶主義外，《經濟學人》的文章也提出選民壓力：美國存在勢力龐大的猶太人游說組織ＡＩＰＡＣ已人所共知，有調查指這組織對美國政府和國會的影響力數一數二，而該組織涉及干預美國中東政策的「陰謀」更時有所聞；歐洲不但不存在這類猶太人游說組織，更有人口龐大的穆斯林。《經》文認為穆斯在歐洲的影響遠不及猶太人在美國政壇的影響力，因而否定這理論。
不過，網主則認為，穆斯林因素在法國外交的影響力不能低估，因為法國擁有全歐洲最大比例的穆斯林人口（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波斯尼亞除外），差不多有一成。我不是在說「穆斯林有這訴求－－＞穆斯林團結起來在選舉中向政客施壓－－＞法國當選政客討好他們而有親阿拉伯政策」，而是實際上，當國內有這麼龐大的穆斯林社群時，法國政府便一定要考慮這些人的感受，不單在外交上，在國內政策上也要盡量避免穆斯林感到遭迫害的感受，否則便再爆發２００５年年底的穆斯林青年騷亂。
而且，法國跟一些前法國阿拉伯殖民地有特殊感情－－特別是施丹（Zinedin Zidane）的家鄉阿爾及利亞，法國較親阿拉伯也不難理解。
《經》文還提及一個因素－－一個該文筆者認為最有說服力的因素，就是歐洲左派和右派各自對以色列的看法出現乾坤大挪移。
文章指出，傳統上－－最少在１９５０或１９６０年代以前，歐洲左右翼對以色列的看法可簡化為「左派－親以ＶＳ右派－反以」。文章指在二戰後，歐洲右派為納粹屠殺猶太人感到內疚，開始贖罪，於是轉為支持以色列。網主對此說法有保留，我不太確定現在的歐洲極右和新納粹份子是否真的不反猶，但若以國家論，當年愈要為猶太大屠殺負責的國家，現在愈支持以色列，最明顯是德國。「贖罪論」也頗有說服力。
文章對歐洲左派的看法，網主較為認同。左派傳統上是「反戰，支持弱者」，而以色列在立國前和立國後不久，確實是一個弱者－－一個亡國、在全球流浪了二千年的民族，陣腳還未站穩便要面對所有鄰國都口口聲聲說要毀其立身之地的以色列。另外，文章特別提及，以色列在立國之初一直由左翼的工黨執政，這亦是歐洲左派當時支持以色列的原因（也是歐洲左派較熱衷跟北京建立親密關係的原因）。
不過，１９６７年的六日戰爭成為轉捩點，以色列不單大勝所有阿拉伯國家，國土更大幅增加，意味他們「佔領」了一些聯合國決議中不應屬於以色列的土地。以色列由弱者轉為強者，與此同時，以色列的右派也整合成功，成立利庫德集團（Likud），並在１９７０年代開始不斷執政（*註），以色列已不再是社會主義模範，歐洲左派對以色列也開始失去幻想（disillusioned）。
《經》文最後一句寫道：最少在這方面，大西洋兩岸的差距正在拉闊。是的，畢竟歐洲各國較為「偏左」（英國是異數），短期內也不見會有急劇轉變，即是歐洲跟美國在全球外交熱點之最中東這地方在中期而言，將不斷有爭拗，這也為為何歐美在全球事務合作不能達成共識提供一個解釋。
*註：六日戰爭令以色列人開始迷信戰爭代表成功，也可能是右翼開始不斷勝選的原因，而今次攻擊黎巴嫩未能摧毀真主黨則可能是以色列對阿政策另一轉捩點－－這已是歐洲動態範圍以外的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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