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在平安夜召開記者會，宣佈就通緝海外港人追加懲罰措施， 英國外相林德偉（David Lammy）發表聲明 ，表示當中有人是持有BNO護照、正在英國居住的人士，重申英國不容忍外國政府脅迫、恐嚇、滋擾或傷害海外的批評者，特別是身在英國的人士。 他在聲明中重申，呼籲中國取消港版國安法，呼籲香港當局停止針對身在英國及其他地方、為民主自由發聲的人士。 聲明表示，英國會捍衛香港人的權利，支持在英香港社群的人士，確保這些人安全是英國政府的優先工作。 盛傳英國財相李韻晴（Rachel Reeves）將在1月訪中，未知她訪中期間會否提及香港人權問題。 歐盟透過發言人譴責中國香港再向海外港人發出通緝令 ，批評當局持續把國安法應用在海外地區，只令歐盟更關注香港問題，傷害香港作為國際商業中心的吸引力。 歐盟再次要求中國履行國際承履，呼籲香港停止打壓親民主力量並維護《基本法》承諾的基本自由。 在記者會中，中國香港官員公佈對7名已被通緝的人士採取懲罰措施，例如沒收這些人透過犯罪獲得、存放在香港的資產，另外追加通緝6人，指控6人「是出賣自己的國家和香港、罔顧香港人利益，竄逃到海外後繼續做危害國家安全和損害香港社會整體利益的事情」。 ===== 如果想支持網主更新本blog、Twitter、Facebook等平台，並閱讀深度分析文章，歡迎訂閱我的Patreon，月費只是7.21美元： patreon.com/dungtaai
（網主按：之前寫了／譯了兩篇有關歐洲找不到改革路向的文章，現在翻譯法國《世界報》４月１６日的社論《老歐洲》（Vieille Europe）的看法）
普羅迪（Romano Prodi）脆弱的勝利令質疑「老歐洲」自我改革的能力的問題重燃。英美評論員對此沒有什麼質疑：在德國選民去年秋天以及法國示威者最近反對「首次僱用合 約」（ＣＰＥ）後，意大利也投票通過癱瘓，由此匆匆得出結論，就是選舉結果不能滿足任何人，未能給予意大利中間偏左政府多數支持。
意大利左派的多數確實十分微弱，特別是在參議員，只有２席優勢，但優勢確實存在。如果說意大利中左聯盟政府十分脆弱，這是因為聯盟內的政黨實在太多元化，支持普羅迪的政黨在同意一單一政策上有困難，更別說要將之付諸實行。
德 國的情況則相反，如果該國出現政策癱瘓的問題，這是因為包括社民黨和基民黨派的大聯盟政府在國會內有太強的多數優勢，這兩黨遠遠不能互相 協助推行不受歡迎的改革，反而會互相中和。默克爾（Angela Merkel）初任總理的幾個月未能令以上憂慮消除，但其政府能支持施羅德（Gerhard Schroeder）時代所定下的改革，逐小逐小地將德國的社會經濟制度現代化。
事實上，由柏林到羅馬，未知的變數不多是國會議席數目所帶來的後果，更多是涉及國民意識到必須適應全球化世界狀況的能力。那麼，德國的基民黨派和社民黨勢均力敵，以及意大利的中右和中左陣營分庭抗勵，這代表選民支持還是反對改革？
答案不是非黑即白，因為兩陣營都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在意大利，我們不能說即將下台的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政府在改革和適應的道路上有很大進步。在巴黎，當總統希拉克（Jacques Chirac）１９９７至２００２年需要跟反對派領袖若斯潘（Lionel Jospin）分享權力，組成左右共治，這個「大聯盟」政府不見到在改革上有什麼靈感，而在２００２年後，當右派再度全面掌控政權時，右派多數也展示出在 改革能力上有限制。
「老歐洲」的政府掌舵人實際上只面唯一而相的兩難：當改革措施變成真實時，如何令這些必不可少的改革更易被接受，特別是將這些改革冠以恰當的叫法，令人不會以為改革是退步而非進步？要找出解決方法，強大的大多數固然有用，但並不足夠。最重要的是一種罕見的特質：政治勇氣。
普羅迪（Romano Prodi）脆弱的勝利令質疑「老歐洲」自我改革的能力的問題重燃。英美評論員對此沒有什麼質疑：在德國選民去年秋天以及法國示威者最近反對「首次僱用合 約」（ＣＰＥ）後，意大利也投票通過癱瘓，由此匆匆得出結論，就是選舉結果不能滿足任何人，未能給予意大利中間偏左政府多數支持。
意大利左派的多數確實十分微弱，特別是在參議員，只有２席優勢，但優勢確實存在。如果說意大利中左聯盟政府十分脆弱，這是因為聯盟內的政黨實在太多元化，支持普羅迪的政黨在同意一單一政策上有困難，更別說要將之付諸實行。
德 國的情況則相反，如果該國出現政策癱瘓的問題，這是因為包括社民黨和基民黨派的大聯盟政府在國會內有太強的多數優勢，這兩黨遠遠不能互相 協助推行不受歡迎的改革，反而會互相中和。默克爾（Angela Merkel）初任總理的幾個月未能令以上憂慮消除，但其政府能支持施羅德（Gerhard Schroeder）時代所定下的改革，逐小逐小地將德國的社會經濟制度現代化。
事實上，由柏林到羅馬，未知的變數不多是國會議席數目所帶來的後果，更多是涉及國民意識到必須適應全球化世界狀況的能力。那麼，德國的基民黨派和社民黨勢均力敵，以及意大利的中右和中左陣營分庭抗勵，這代表選民支持還是反對改革？
答案不是非黑即白，因為兩陣營都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在意大利，我們不能說即將下台的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政府在改革和適應的道路上有很大進步。在巴黎，當總統希拉克（Jacques Chirac）１９９７至２００２年需要跟反對派領袖若斯潘（Lionel Jospin）分享權力，組成左右共治，這個「大聯盟」政府不見到在改革上有什麼靈感，而在２００２年後，當右派再度全面掌控政權時，右派多數也展示出在 改革能力上有限制。
「老歐洲」的政府掌舵人實際上只面唯一而相的兩難：當改革措施變成真實時，如何令這些必不可少的改革更易被接受，特別是將這些改革冠以恰當的叫法，令人不會以為改革是退步而非進步？要找出解決方法，強大的大多數固然有用，但並不足夠。最重要的是一種罕見的特質：政治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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