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在平安夜召開記者會，宣佈就通緝海外港人追加懲罰措施， 英國外相林德偉（David Lammy）發表聲明 ，表示當中有人是持有BNO護照、正在英國居住的人士，重申英國不容忍外國政府脅迫、恐嚇、滋擾或傷害海外的批評者，特別是身在英國的人士。 他在聲明中重申，呼籲中國取消港版國安法，呼籲香港當局停止針對身在英國及其他地方、為民主自由發聲的人士。 聲明表示，英國會捍衛香港人的權利，支持在英香港社群的人士，確保這些人安全是英國政府的優先工作。 盛傳英國財相李韻晴（Rachel Reeves）將在1月訪中，未知她訪中期間會否提及香港人權問題。 歐盟透過發言人譴責中國香港再向海外港人發出通緝令 ，批評當局持續把國安法應用在海外地區，只令歐盟更關注香港問題，傷害香港作為國際商業中心的吸引力。 歐盟再次要求中國履行國際承履，呼籲香港停止打壓親民主力量並維護《基本法》承諾的基本自由。 在記者會中，中國香港官員公佈對7名已被通緝的人士採取懲罰措施，例如沒收這些人透過犯罪獲得、存放在香港的資產，另外追加通緝6人，指控6人「是出賣自己的國家和香港、罔顧香港人利益，竄逃到海外後繼續做危害國家安全和損害香港社會整體利益的事情」。 ===== 如果想支持網主更新本blog、Twitter、Facebook等平台，並閱讀深度分析文章，歡迎訂閱我的Patreon，月費只是7.21美元： patreon.com/dungtaai
上接歐洲左派出了什麼問題？（二之一）。上文中最後提及組織因素，但對Antonio Estella而言，組織因素重要，但不能解釋全歐情況－－至少德國社民黨黨內組織不見得十分鬆散。歐洲左派有一更嚴重的問題：身份問題。
相對於大家說右派偷去左派政綱，Antonio Estella則認為是左派自己在９０年代偷去右派政綱而種下目前的禍根，是左派自己失去方向。
Antonio Estella的文章先引述一名研究歐洲社民主義發展的學者指出，歐洲從來都不是左派上了台便有左派政策，或右派上台便執行自己的政綱，實際情況是政黨上台後，很多時候會繼續執行不少前朝留下的政策，甚至進一步加強，因為為了保住政權，而那些政策又得民心，沒有可能不繼續。
文中那位學者提及２個例，其一是丹麥１９６８至１９７１年的右派政府，加稅加開支比前朝左派更厲害，另一例子就是香港人十分熟悉、９０年代中崛起至今的英國新工黨。
文中又指出，民主制度是社民主義發展的根本限制，因為一旦上台，推行的政策便必須爭取過半人支持，因此不可能走革命路線，只能採納改革主義，拿個最大公因數，亦因此在９０年代輕易地接納新自由主義。
Antonio Estella認為，要說服選民投票支持你執政，作出改變，其一個必要條件是有明確特定的政綱，但Antonio Estella認為歐洲社民政黨大部份的問題是，他們在９０年代的轉變在選民眼中，純粹是為了選票，不是真心相信、擁抱新自由主義，而這套政策亦更似對手的政綱，但贏取選民支持卻必須有自己一套的改變政綱，並對此真心相信。
因此，對Antonio Estella而言，分別在於：誰是真的創造出新政策，誰只是抄襲人家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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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又引伸至Marc Lazar提出的看法：法國社會黨以至歐洲大部份中間偏左政黨都面對「身份真空」的問題。對歐洲中左政黨而言，改革主義（溫和主義）的訊息不夠明確，不能動員選民支持，但重回社會主義就更是死路一條。
先寫一寫歷史－－包括網主，不少人都忘記甚至未經歷過歐洲老左派的年代，截至７０年代，歐洲的左派政黨、包括中間偏左的那些仍十分支持政府對經濟及「私人」企業事事管，不少行業都要國營，而不少人亦說，１９８９年起東歐共產集團倒下是歐洲中左政黨面臨困境的開始，因為這代表他們一直相信的一套徹底失敗，因此出現向中間甚或右派靠攏的情況出現。
正如Marc Lazar及大部份人所言，法國社會黨是歐洲少數甚或唯一一個沒有經歷類似英國新工黨式的溫和化過程，而金融海嘯一來，加上Marc Lazar所說法國社會黨為求自保時會立即左傾的條件反射，法國社會黨立即認為「包含自由市場經濟特色的社會主義」已死，政府處處干預經濟的時代重臨。
當然，選舉結果顯示他們錯了。德國近幾個月的民調和歐洲議會選舉結果亦反映出，社民黨嘗試向左轉時，其支持度是低了而非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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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Marc Lazar沒提的是，中間偏左政黨的左面仍有不少對手虎視眈眈。法共、托派等其他更左的法國政團一直陰魂不散，２００２年總統大選社會黨更因有多個左派候選人搶票而不能進入次輪投票；德國社民黨亦面對左黨及綠黨搶票的困擾。另一方面，中左政黨如果向左靠攏，他們原本手握的中間派選票又會即時蒸發。
此問題亦可從另一面來看：究竟這類歐洲中左政黨代表哪些選民？香港那些政黨說什麼自己代表所有階層、政綱是想香港好的全是廢話，雖然之前已指出，一旦執政便要推出大部份人都接受到的政策，但到選舉時卻要定位清晰，方便執行拉票策略，而且更能動員支持者。
歐洲中左政黨之前的支持者可能包括工廠工人、工會份子、公務員（包括國營醫院醫護人員及公立學校教師等），以及一些左傾的知識份子。但現在呢？工廠已全部去了中國，工會勢力亦下降，Marc Lazar觀察認為法國社會黨只剩下公務員及知識份子，基礎十分不穩。而法國以至歐洲不少國家都有一個趨勢，就是整體左派得票率逐步下跌。
根據法國的情況－－但應該是全歐都出現這情況，一些「低下」階層、理論上是左派鐵票的人士，近年都趨向極右，反映左派政黨與這些人脫節。
因此，若說歐洲左派出現生存危機，並非危言聳聽，因為他們都面對一個問題：這些政黨究竟是在代表什麼人、代表什麼理念及代表什麼政策？這種「三個代表」問題不解決，他們一日也不能上台。
相對於大家說右派偷去左派政綱，Antonio Estella則認為是左派自己在９０年代偷去右派政綱而種下目前的禍根，是左派自己失去方向。
Antonio Estella的文章先引述一名研究歐洲社民主義發展的學者指出，歐洲從來都不是左派上了台便有左派政策，或右派上台便執行自己的政綱，實際情況是政黨上台後，很多時候會繼續執行不少前朝留下的政策，甚至進一步加強，因為為了保住政權，而那些政策又得民心，沒有可能不繼續。
文中那位學者提及２個例，其一是丹麥１９６８至１９７１年的右派政府，加稅加開支比前朝左派更厲害，另一例子就是香港人十分熟悉、９０年代中崛起至今的英國新工黨。
文中又指出，民主制度是社民主義發展的根本限制，因為一旦上台，推行的政策便必須爭取過半人支持，因此不可能走革命路線，只能採納改革主義，拿個最大公因數，亦因此在９０年代輕易地接納新自由主義。
Antonio Estella認為，要說服選民投票支持你執政，作出改變，其一個必要條件是有明確特定的政綱，但Antonio Estella認為歐洲社民政黨大部份的問題是，他們在９０年代的轉變在選民眼中，純粹是為了選票，不是真心相信、擁抱新自由主義，而這套政策亦更似對手的政綱，但贏取選民支持卻必須有自己一套的改變政綱，並對此真心相信。
因此，對Antonio Estella而言，分別在於：誰是真的創造出新政策，誰只是抄襲人家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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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又引伸至Marc Lazar提出的看法：法國社會黨以至歐洲大部份中間偏左政黨都面對「身份真空」的問題。對歐洲中左政黨而言，改革主義（溫和主義）的訊息不夠明確，不能動員選民支持，但重回社會主義就更是死路一條。
先寫一寫歷史－－包括網主，不少人都忘記甚至未經歷過歐洲老左派的年代，截至７０年代，歐洲的左派政黨、包括中間偏左的那些仍十分支持政府對經濟及「私人」企業事事管，不少行業都要國營，而不少人亦說，１９８９年起東歐共產集團倒下是歐洲中左政黨面臨困境的開始，因為這代表他們一直相信的一套徹底失敗，因此出現向中間甚或右派靠攏的情況出現。
正如Marc Lazar及大部份人所言，法國社會黨是歐洲少數甚或唯一一個沒有經歷類似英國新工黨式的溫和化過程，而金融海嘯一來，加上Marc Lazar所說法國社會黨為求自保時會立即左傾的條件反射，法國社會黨立即認為「包含自由市場經濟特色的社會主義」已死，政府處處干預經濟的時代重臨。
當然，選舉結果顯示他們錯了。德國近幾個月的民調和歐洲議會選舉結果亦反映出，社民黨嘗試向左轉時，其支持度是低了而非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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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Marc Lazar沒提的是，中間偏左政黨的左面仍有不少對手虎視眈眈。法共、托派等其他更左的法國政團一直陰魂不散，２００２年總統大選社會黨更因有多個左派候選人搶票而不能進入次輪投票；德國社民黨亦面對左黨及綠黨搶票的困擾。另一方面，中左政黨如果向左靠攏，他們原本手握的中間派選票又會即時蒸發。
此問題亦可從另一面來看：究竟這類歐洲中左政黨代表哪些選民？香港那些政黨說什麼自己代表所有階層、政綱是想香港好的全是廢話，雖然之前已指出，一旦執政便要推出大部份人都接受到的政策，但到選舉時卻要定位清晰，方便執行拉票策略，而且更能動員支持者。
歐洲中左政黨之前的支持者可能包括工廠工人、工會份子、公務員（包括國營醫院醫護人員及公立學校教師等），以及一些左傾的知識份子。但現在呢？工廠已全部去了中國，工會勢力亦下降，Marc Lazar觀察認為法國社會黨只剩下公務員及知識份子，基礎十分不穩。而法國以至歐洲不少國家都有一個趨勢，就是整體左派得票率逐步下跌。
根據法國的情況－－但應該是全歐都出現這情況，一些「低下」階層、理論上是左派鐵票的人士，近年都趨向極右，反映左派政黨與這些人脫節。
因此，若說歐洲左派出現生存危機，並非危言聳聽，因為他們都面對一個問題：這些政黨究竟是在代表什麼人、代表什麼理念及代表什麼政策？這種「三個代表」問題不解決，他們一日也不能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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