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總理卡尼本週二在達沃斯論壇不點名稱美國及其他強國導致世界秩序大改變，加拿大等中型強國需要尋求新的聯盟組合來對沖，明顯惹來美國不滿， 美國財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週四在一個美國右派電台中暗示支持亞伯塔省（Alberta）獨立 。
上述報導角度全部沒錯，但此文章想先寫整份報告、事件中最沉悶的部份。畢竟這份報告由一個商會委託一間顧問公司撰寫，服務對象對商會的會員——在華歐企，所以報告絕大部份其實是有關新制度的事實描述，簡介這個制度的內容，以及在華歐企為此作準備時要注意什麼。這個制度早在2014年便宣佈，現在已部份實行，也一早說好是2020年全面實施，但其中涉及收集數據的完整數據庫應該在今年9月開始試行，而且正式執行的限期將至，所以中國歐盟商會需要提醒會員此事。
報告提及外資企業遵守企業社會信用體系時面對3個挑戰：1、合規挑戰，亦即社會信用體系涉及要求的詳情，以及中小企未必有足夠資源應付；2、「戰略挑戰」，亦即選擇合作夥伴及供應商，因為做生意時的合作夥伴的行為如果出問題，相關企業的社會信用也會扣分；3、數據完整性，既然要監察，企業就有需要整合相關數據，在政府部門要求時可以提交。
中國歐盟商會對企業社會信用體系並非完全負面，無論報告或是報告發佈會的發言，該會認同，當中國正進一步開放外資的市場准入，例如逐步取消必須與中資聯營的要求，中國同時需要有另一套監管外資的方法，以確保行為嚴重有問題的外企不在中國市場營商，而相對目前的監管系統來說，企業社會信用體系算是較公平、透明度較高的制度，所以整體來說是對外商有利。
另外，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學院中國研究所主任曾銳生向DW說，如果外資現時已在中國營商，其實都接受了不少限制，例如不少航空公司及酒店把網站上的臺灣標示為屬於中國一部份，那麼社會信用體系不會比這些限制嚴重得多。
然而，除了執行上有太多繁瑣細節外，企業社會信用體系最大問題在於這個制度仍是一個很新的概念，最終實際如何執行，以及執行後有什麼後果、影響，在現時仍難以完全推算出來。一些人說，這其實就像西方盛行多年的企業信用評級制度，或是貸款信用評級（事實上，這份報告亦提及，中國有意把社會信用體系在全球取代目前西方的信用評級制度），不過，社會信用體系的規模廣闊得多，而且中國是官方而西方是私人性質，兩者始終有很多分別。
這個問題便引發路透、《華日》報導中的soundbite。報告也有提及，「社會信用體系要求將“嚴重違法失信主體”加入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黑名單”，這可能淪為貿易爭端的工具」，而有份撰寫報告的機構的高層也在記者會說，企業社會信用體系可以變成逼公司遵守中國政治目標的「外科式精確工具」，可以十分針對性地對付個別企業。
最後，終於提到本文標題所談及的問題——歐盟及其成員國，以至其他國家，可能要在政府、政策層面，回應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正如上述，中國是有野心把這個制度推廣至全球，目前令中國政府有這個想法的最重要原因是一帶一路，中國不希望中國企業在海外參與一帶一路項目時的行為出問題，惹怒當地人，連帶打擊中國聲譽，因此中國有跟外國政府商討如何在對方領土上監察中國企業，其中歐盟成員國捷克都有跟中國討論此事。
另一個對全球的影響是，就算歐洲企業或個人完全沒有踏足中國做生意，但也很難百分百保證不會跟中國企業、中國人打交道，後者是納入社會信用體系的，這亦意味後者被中國監察時，歐企、歐洲人也可能不知不覺間也被監察了。
中國歐盟商會的報告呼籲，歐盟機構和成員國應加強了解企業社會信用體系的國際影響，以便在此議題上確定到更清晰的立場，並要加強協調成員國之間的應對，而且叮囑歐盟和成員國政府，必須充份了解何謂社會信用體系及其細節，才就跟此相關的議題作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