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在平安夜召開記者會,宣佈就通緝海外港人追加懲罰措施, 英國外相林德偉(David Lammy)發表聲明 ,表示當中有人是持有BNO護照、正在英國居住的人士,重申英國不容忍外國政府脅迫、恐嚇、滋擾或傷害海外的批評者,特別是身在英國的人士。 他在聲明中重申,呼籲中國取消港版國安法,呼籲香港當局停止針對身在英國及其他地方、為民主自由發聲的人士。 聲明表示,英國會捍衛香港人的權利,支持在英香港社群的人士,確保這些人安全是英國政府的優先工作。 盛傳英國財相李韻晴(Rachel Reeves)將在1月訪中,未知她訪中期間會否提及香港人權問題。 歐盟透過發言人譴責中國香港再向海外港人發出通緝令 ,批評當局持續把國安法應用在海外地區,只令歐盟更關注香港問題,傷害香港作為國際商業中心的吸引力。 歐盟再次要求中國履行國際承履,呼籲香港停止打壓親民主力量並維護《基本法》承諾的基本自由。 在記者會中,中國香港官員公佈對7名已被通緝的人士採取懲罰措施,例如沒收這些人透過犯罪獲得、存放在香港的資產,另外追加通緝6人,指控6人「是出賣自己的國家和香港、罔顧香港人利益,竄逃到海外後繼續做危害國家安全和損害香港社會整體利益的事情」。 ===== 如果想支持網主更新本blog、Twitter、Facebook等平台,並閱讀深度分析文章,歡迎訂閱我的Patreon,月費只是7.21美元: patreon.com/dungtaai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來自土耳其的Daron Acemoglu,以及來自英國的IMF前首經濟學者 Simon Johnson 和 James A. Robinson,他們的結論大致是:民主、法治、具包容性等的制度有助經濟長遠增長,專制不利創新。
Acemoglu 獲獎後接受訪問,承認中國的情況挑戰他的結論,因為中國正向AI、電子車等創新領域傾注大量投資,但他仍認為自己的看法正確,仍認為類似中國的專制政權在達至長遠、可持續創新方面會十分困難。
Acemoglu 跟 Robinson 2012年曾出版《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與貧窮的起源》(Why Nations Fail),二人認為專制政權下的增長較不穩定,通常不能導致快速、原創的創新,並曾說由於中國缺乏包容(決策有效吸納不同界別人士意見、並能容許國民發揮其才能技術)的制度,所以經濟增長不能持續。
這本書籍推出簡體中文版時也鬧出風波,由於當中提及中國制度屬壓榨性(aka韮菜式經濟),所以需要刪掉大量內容,才能出版。
Acemoglu 在2022年10月發表文章,指出雖然習近平犯下推出動態清零、在烏戰支持俄羅斯等錯誤,拖中國經濟後腿,但他仍能獲第3個任期,權力更為集中。
Acemoglu 說,中國增長模式崩潰,並非因為錯了的人登上黨總書記寶座,中共加強控制社會是無可避免的。他表示,中國之前高速增長,源自巨額投資、西方技術轉移、大量生產出口、以及遏低工資,但出口主導的增長只能走得這麼遠。
他當時稱,習近平和中國官員誤判形勢,中國正為政權加強控制付出巨大經濟代價,信貸分配高度受政治干擾,由此造成的沒有效率問題正在累積,而國家主導的創新正達至極限。
Acemoglu 以學術研究為例,指出中國的大學管理高度由上而下,於是學者的研究方向嚴重投上司所好,扭曲科研方向;隨着習近平加強控制科學和經濟,這些問會加劇,但中國已沒有獨立專家和媒體敢講出,中國即將車毀人亡(train wreck)。
3名獲獎經濟學者主要研究制度經濟學,獎項委員會讚揚他們解釋了為何有些國家較富有、有些較貧窮,其中一個重要是社會制度的不同。
委員會表示,3人提出有力證據,清楚證明制度跟經濟榮衰的因果關係,委員會的新聞稿和科普文章提及他們舉出2個例子。
一個例子是歐洲殖民,3名得獎者發現,如果殖民地原本已有成熟社會,有一定數量的原住民,有豐富天然資源,殖民者更大可能建立出壓榨式制度,導致當地經濟轉差;如果那個地方原本未高度發展,原本人口較少,主要是殖民者遷入,這個地方更大可能出現包容性制度,因為主要勞動力是殖民者,要刺激他們的勞動動機,儘管這仍未是民主,但遠較壓榨式制度的殖民地更有利經濟長遠增長。
另一個例子是美墨跨境城鎮 Nogales。美國亞利桑那州的Nogales和墨西哥Sonora州的 Nogales 在天然資源、地形、地理甚至居民文化都近乎沒有分別,但美國那邊很繁榮,墨西哥那邊罪案嚴重,主要原因是美墨兩國的制度——包括殖民時期制度及其影響——有很大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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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moglu 獲獎後接受訪問,承認中國的情況挑戰他的結論,因為中國正向AI、電子車等創新領域傾注大量投資,但他仍認為自己的看法正確,仍認為類似中國的專制政權在達至長遠、可持續創新方面會十分困難。
Acemoglu 跟 Robinson 2012年曾出版《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與貧窮的起源》(Why Nations Fail),二人認為專制政權下的增長較不穩定,通常不能導致快速、原創的創新,並曾說由於中國缺乏包容(決策有效吸納不同界別人士意見、並能容許國民發揮其才能技術)的制度,所以經濟增長不能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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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moglu 說,中國增長模式崩潰,並非因為錯了的人登上黨總書記寶座,中共加強控制社會是無可避免的。他表示,中國之前高速增長,源自巨額投資、西方技術轉移、大量生產出口、以及遏低工資,但出口主導的增長只能走得這麼遠。
他當時稱,習近平和中國官員誤判形勢,中國正為政權加強控制付出巨大經濟代價,信貸分配高度受政治干擾,由此造成的沒有效率問題正在累積,而國家主導的創新正達至極限。
Acemoglu 以學術研究為例,指出中國的大學管理高度由上而下,於是學者的研究方向嚴重投上司所好,扭曲科研方向;隨着習近平加強控制科學和經濟,這些問會加劇,但中國已沒有獨立專家和媒體敢講出,中國即將車毀人亡(train wreck)。
3名獲獎經濟學者主要研究制度經濟學,獎項委員會讚揚他們解釋了為何有些國家較富有、有些較貧窮,其中一個重要是社會制度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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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例子是歐洲殖民,3名得獎者發現,如果殖民地原本已有成熟社會,有一定數量的原住民,有豐富天然資源,殖民者更大可能建立出壓榨式制度,導致當地經濟轉差;如果那個地方原本未高度發展,原本人口較少,主要是殖民者遷入,這個地方更大可能出現包容性制度,因為主要勞動力是殖民者,要刺激他們的勞動動機,儘管這仍未是民主,但遠較壓榨式制度的殖民地更有利經濟長遠增長。
另一個例子是美墨跨境城鎮 Nogales。美國亞利桑那州的Nogales和墨西哥Sonora州的 Nogales 在天然資源、地形、地理甚至居民文化都近乎沒有分別,但美國那邊很繁榮,墨西哥那邊罪案嚴重,主要原因是美墨兩國的制度——包括殖民時期制度及其影響——有很大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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