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地方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之際， 法國憲法法院週五宣佈，國會7月中通過的青少年社媒禁令違憲 ，認為侵犯了表達自由和通訊自由，令這條法例無法按原定計劃9月生效。
Norway killer's lawyer Geir Lippestad defended neo-Nazi
幾週前的挪威槍擊案，轟動全球，香港傳媒也好幾天詳細報導，但上述英國《每日電訊報》的新聞，應該沒有香港傳媒報導過，就算有，應該也沒有多少個香港人留意到。
我是說在案件中替槍手辯護的律師。Geir Lippestad，香港傳媒應該有譯過這個名字，因為他有向傳媒轉述槍手的說話，因此有需要翻譯他的名字。
挪威社會對這名槍手的反應空前反感：要求不准聆訊公開，以免他借法庭的平台向全世界宣示他的極右思想；出庭時大批人在法庭外拍打載著他的囚車。Lippestad要為這個全挪威、甚至可能是全世界喊打的人辯護，盡量找方法替他減刑，甚至說被告可能精神有問題，希望以此說服法官毋須判他為近百條人命接受懲罰入獄，這樣做，十分需要勇氣。
但更諷刺的是，Lippestad是挪威執政工黨的活躍黨員，是該黨其中一個地區的支部副主席－－即是說，他多名年輕黨友正是命喪在這名槍手下（槍擊案現場是工黨青年夏令營），而槍手要消滅的，正是包括Lippestad在內、「任命大批移民湧入令挪威岌岌可危」的「文化馬克思主義者」。無論是行為上，抑或政治理念上，Lippestad與槍手是相反的。
Lippestad還是接下了這宗案件的辯護工作。他說，他相信法律制度在民主社會十分重要，總要有人做這些工作（替不討好的疑犯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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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了這麼多，只是覺得奇怪，為何近日的外傭居留權案中，那麼多人會認為替那些外傭打官司的律師李志喜是「禍港」呢？（現代西方）法律制度從來都是有案件、而又有一定勝算，律師就要受理，亦總要有個律師接下這工作，不能因為社會（大眾）不喜歡就不接，否則這些人的權益永遠不獲保障、伸張，而這些人的訴求是否合法，則留待法官判決，就是這麼簡單。
更重要的是，就算是公民黨「教唆」那些外傭用香港納稅人的錢（法援）司法覆核，就算他們得值後真的有幾十萬人湧入香港、衝擊香港福利勞工制度，又如何？是否容許外傭有居港權，是另一回事，可以討論，而就算法庭判了外傭可獲永久居港權，其實可以修改法律（包括基本法），或根據判決合法地以行政手段阻止「幾十萬賓賓湧港」的情況，但現在社會的氛圍好像連他們司法覆核也有問題，那似乎過猶不及，反應過敏。
將心比己，假如你認為法律賦予了你一項權利，但政府不落實，你都會用盡方法爭取吧？更有趣的現象是，上街抗議，「衝擊」立法會，那是暴力，現在利用司法覆核這種最斯文、最在社會規範內爭取權益的方法，大家又反對，那麼，大家其實怎樣呢？是否只是主流意識形態認為什麼便怎樣做，其他異見聲音閉嘴好了的一言堂呢？
與其擔心「幾十萬賓賓湧港」會衝擊香港社會制度，倒不如擔心香港社會瀰漫著一種「status quo至上」的心態－－現在的社會怎樣運作就要一路繼續這樣運作下去，五十年不變，不理目前社會各方面的運作背後有什麼理由、理念、價值觀支撐著，不理這種運作是否有問題、是否與時並進，不用腦袋思考這種運作是否有問題，或這種運作產生問題後問題出在哪裏，總之不是政府提出，任何企圖改變這種運作的行徑都是「玩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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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這個維京海盜後裔的國家的確令人敬配。至少，挪威社會沒有出現一種全國大罵Lippestad的現象；至少，挪威知道開放是自己重要的價值觀，不會因一宗令全球震驚的血案嚇倒，好像１６７萬後的香港，好像９．１１後的美國般，藥石亂投，將自己變成一個警察國家，毀了自己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立國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