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星期三晚再有大規模反政府示威後， 保加利亞總理 Rosen Zhelyazkov 週四宣佈內閣總辭 。
網絡上已經「通天」的事情應否繼續「保密」，不讓傳媒報導呢？這是英國最近討論的問題。大家應該聽聞過，英國一「已婚足球員」近日涉及一宗婚外情案件，法庭禁制傳媒披露該球星的名字，結果是有人在Twitter上爆出該球員就是傑斯（Ryan Giggs），然後跟其他網絡的東西一樣，大家不斷retweet或散播，而且「該球星」又要求法庭下令Twitter交出爆料twitter帳戶的資料，於是更多人在網上「公然違反」法院禁令，已有幾萬人傳開這消息。
「公民抗命」的不只是網民，還包括自由民主黨議員John Hemming，他在２３日下議院會議中公開「傑斯」的名字，而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亦表示目前的禁制令有問題。
禁制令理論上不只管制傳媒，實情是任何人在任何情況都不可披露該「已婚足球員」的身份，包括在網上發佈－－如果有方法找到在網上發佈的人的身份，以及有方法規管Twitter（Twitter目前在英國沒有分公司）。John Hemming則是在國會會議中發言，跟香港立法會議員一樣，英國上下兩院議員在會議中的發言不能被入罪，因此檢察部門不能控告John Hemming藐視法庭。
法庭在２３日兩度駁回撤銷禁制令的申請，第一次是涉及蘇格蘭一份報章，第二次是英國《太陽報》母公司、梅鐸的新聞集團。法官的理由是，禁制公開身份是為了阻止外界入侵和騷擾相關人士的私生活，並指出twitter不斷有人說出該人的身份，更顯示出把這個人的身份保密的必要性，至少傳媒不能報導。
卡梅倫就說，目前的情況是不公平及不能維持，因為社交網絡可以公開之際，傳媒不應不能報導，並警告法官不要自創法律，僭越國會權力，承諾政府會研究這個問題。（題外話：卡梅倫一向被視為與梅鐸及新聞集團關係密切......）
這種「保密法」漏洞其實不算新鮮事。網絡興起固然是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大眾傳媒失去了傳播消息最廣渠道的壟斷地位，網絡同樣能迅速傳播消息，但涉及的私隱問題複雜得多－－假設我在這個網誌寫了一些「犯法」的事情，警方要調查時必須找出用戶個人資料；如果我寫的是號召大家一起炸掉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且寫得很真實的話，大家或者會認為私隱要讓路，但如果好像今次這類其實不算事關公眾利益的事情的話，大家又是認為要犧牲網絡私隱呢？
就算撇除網絡因素，全球化是另一個令這類「保密法」難以執行的原因－－知情人士有心爆料的話，他們仍可以告訴其他國家的傳媒公開。就如這次球星婚外情案為例，部份美國傳媒更早之前已有報導傑斯的身份。而在２００７年法國總統大選，法國規定票站調查要在晚上８時投票結束後才能公開，但鄰國瑞士的傳媒在傍晚６時已在報導。
我承認，我的傳媒工作者身份，會傾向盡量讓傳媒公開最多資料。但問題是，就算有時候有需要阻止一些資料報導出來，現今的法例是否有效呢？還是多此一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