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3日星期六

戴卓爾夫人與歐洲

事忙,一直未能寫下這篇post。戴卓爾夫人一直給人的印象是英國疑歐派精神領袖,例如上面著名的「no no no」演說,當時歐盟執委會德洛(Jacques Delors)提到,將來,歐洲議會是歐洲的民意代表機構,歐委會是歐洲的行政機關,成員國部長委員會是歐洲的參議院,戴卓爾夫人立即連聲說「不!不!不!」--時為1990年10月30日,2天後,香港前途談判期間擔任外相的副首相賀維(Geoffrey Howe)以不滿戴卓爾夫人的歐洲政策為由而辭職,為保守黨要員三週後成功把戴卓爾夫人趕下台的逼宮揭開序幕。

但正如凌劍豪這篇文章所說,戴卓爾夫人在推動歐洲整合上也有功勞,最著名的便是「單一歐洲法」、亦即建立歐洲單一市場的條約,是由她一力主張。當時甚至說,她是歐洲共同體的總統,地位猶如今天的默克爾(Angela Merkel),而戴卓爾夫人當時私下只淡淡然說:「我知道,但我不會做(歐洲總統)。」
要數戴卓爾夫人親歐的一面,除了「單一歐洲法」外,還要數1975年英國舉行史上首次公投,決定是否留在歐洲經濟共同體時,剛任保守黨黨魁的她全力支持,從下面的照片,難以想像十多年後她強烈反歐盟的態度:
 

相對之下,當時的工黨政府反而鬧分裂,多名閣員公開呼籲選民投反對票。

不過,戴卓爾夫人上台後,與歐洲領袖格格不一,其中一個原因是她拒絕妥協的作風。最著名的是4年的「退款爭拗」--英國農業相對法國較少,但零售業較強,而成員國向歐共體繳交款項時以銷售稅/增值稅為標準,於是英國是很大的淨支出國(即給予歐共體的款項減從歐共體獲得援助)。

戴卓爾夫人十分不滿,於是由1980年起,每次開峰會,無論議程一早定了是什麼,她都會置之不理,先講一句「I want my money back」,要求回款。連續4年,反覆如此,被歐洲政壇戲謔為「手袋談判戰略」(handbagging),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和德國總理科爾(Helmut Kohl)不勝其煩後,1984年終於同意回款機制。

戴卓爾夫人後來變得疑歐,可能有個人性格的因素,亦可能因為英國人本身就對歐洲一體化抗拒、希望在歐洲事務上「光榮孤立」的傳統,但另一方面,亦可能源於戴卓爾夫人強烈主張自由市場、小政府(甚至無政府)的個人信念。

在70年代,歐共體只是貨物及人民自由來往,是以撤銷邊界、亦即撤銷政府規管為主,這配合戴卓爾夫人的自由市場主義。戴卓爾夫人另一篇著名的疑歐演說、在1988年於比利時布魯日歐洲學院發表的演說中批評,正當英國仍未成功限制政府的權力之際,歐洲又想將她的權力之手強加於英國之上。

不過,根據歐洲一體化研究的理論,融合是會有「溢出效應」,當兩國/兩地在某一政策融合後,連帶其他政策也會融合。這與香港跟內地CEPA或自由行之後,會連帶有更多政策要融合,才可配合CEPA/自由行的推出,以及處理相關的副作用。

而當要融合政策時,英國--或至少戴卓爾夫人--便得跟相對下支持多很多政策插手的法國和德國政府合作,無可避免要令英國政策轉回左傾。實際上,歐盟在經濟/貿易政策高度右傾的同時,在勞工及社會議題上卻是高度左傾。這正正與戴卓爾夫人的信念相違背。

吊詭的是,同樣根據「溢出效應」理論,歐元的誕生,正正是因為歐盟成員國之間貿易往來增加後,所產生對單一貨幣的需求。實際上,1992年創立歐盟的《馬城條約》,原本正是「單一歐洲法」要求成立單一歐洲市場的限期,只因冷戰結束,才令1992年所簽署的,由原本只是歐洲單一市場變成同時覆蓋外交和內政及司法(JHA)。某程度上,歐洲全速一體化加速,戴卓爾夫人是有份推動的主要「功臣」/「罪魁禍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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