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總理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週一出訪斐濟首都蘇瓦（Suva），與斐濟總理拉布卡（Sitiveni Rabuka）簽署「維瓦萊聯盟」（Vuvale Union）協議， 並意外地同時簽署軍事結盟條約「和平海洋聯盟」（Ocean of Peace Alliance） ，澳斐加深合作的程度遠超分析家之前的預計，也讓澳洲的軍事盟友增至4個。
但正如凌劍豪這篇文章所說，戴卓爾夫人在推動歐洲整合上也有功勞，最著名的便是「單一歐洲法」、亦即建立歐洲單一市場的條約，是由她一力主張。當時甚至說，她是歐洲共同體的總統，地位猶如今天的默克爾（Angela Merkel），而戴卓爾夫人當時私下只淡淡然說：「我知道，但我不會做（歐洲總統）。」
要數戴卓爾夫人親歐的一面，除了「單一歐洲法」外，還要數１９７５年英國舉行史上首次公投，決定是否留在歐洲經濟共同體時，剛任保守黨黨魁的她全力支持，從下面的照片，難以想像十多年後她強烈反歐盟的態度：
不過，戴卓爾夫人上台後，與歐洲領袖格格不一，其中一個原因是她拒絕妥協的作風。最著名的是４年的「退款爭拗」－－英國農業相對法國較少，但零售業較強，而成員國向歐共體繳交款項時以銷售稅／增值稅為標準，於是英國是很大的淨支出國（即給予歐共體的款項減從歐共體獲得援助）。
戴卓爾夫人十分不滿，於是由１９８０年起，每次開峰會，無論議程一早定了是什麼，她都會置之不理，先講一句「I want my money back」，要求回款。連續４年，反覆如此，被歐洲政壇戲謔為「手袋談判戰略」（handbagging），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和德國總理科爾（Helmut Kohl）不勝其煩後，１９８４年終於同意回款機制。
戴卓爾夫人後來變得疑歐，可能有個人性格的因素，亦可能因為英國人本身就對歐洲一體化抗拒、希望在歐洲事務上「光榮孤立」的傳統，但另一方面，亦可能源於戴卓爾夫人強烈主張自由市場、小政府（甚至無政府）的個人信念。
在７０年代，歐共體只是貨物及人民自由來往，是以撤銷邊界、亦即撤銷政府規管為主，這配合戴卓爾夫人的自由市場主義。戴卓爾夫人另一篇著名的疑歐演說、在１９８８年於比利時布魯日歐洲學院發表的演說中批評，正當英國仍未成功限制政府的權力之際，歐洲又想將她的權力之手強加於英國之上。
不過，根據歐洲一體化研究的理論，融合是會有「溢出效應」，當兩國／兩地在某一政策融合後，連帶其他政策也會融合。這與香港跟內地ＣＥＰＡ或自由行之後，會連帶有更多政策要融合，才可配合ＣＥＰＡ／自由行的推出，以及處理相關的副作用。
而當要融合政策時，英國－－或至少戴卓爾夫人－－便得跟相對下支持多很多政策插手的法國和德國政府合作，無可避免要令英國政策轉回左傾。實際上，歐盟在經濟／貿易政策高度右傾的同時，在勞工及社會議題上卻是高度左傾。這正正與戴卓爾夫人的信念相違背。
吊詭的是，同樣根據「溢出效應」理論，歐元的誕生，正正是因為歐盟成員國之間貿易往來增加後，所產生對單一貨幣的需求。實際上，１９９２年創立歐盟的《馬城條約》，原本正是「單一歐洲法」要求成立單一歐洲市場的限期，只因冷戰結束，才令１９９２年所簽署的，由原本只是歐洲單一市場變成同時覆蓋外交和內政及司法（ＪＨＡ）。某程度上，歐洲全速一體化加速，戴卓爾夫人是有份推動的主要「功臣」／「罪魁禍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