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選區範圍檢討委員會（EBRC）星期二公佈選區劃界，今次作出頗大規模的改變，當中執政人民行動黨（PAP）在上屆2020年大選勝出幅度最小的3個「熱點戰區」集選區（GRC）都有重大改變。
說來有趣，金融海嘯後，８０年代崛起的新保守主義，理論上已徹底破產，大家都覺得，銀行體系爆破並拖累全球經濟各環節，新保守主義提倡的極寬鬆監管要負很大責任。另一方面，經濟差，應該多了人需要政府的協助。這些，都是十分有利左翼興起的環境。
的確，歐洲不少國家都有極左興起的趨勢，當中代表是「歐洲首個民選共產政權」的希臘激左聯（Syriza）和西班牙的Podemos。然而，當高彬確定成為下任英國工黨黨魁，而且是極高票－－有近６成得票－－當選後，大家都覺得，高彬是unelectable，英國工會份子及工黨死忠支持者或會很支持他，但全國整體選民不會希望這樣的一個人、這樣的一個政黨上台。
另一點很有趣的是，工黨揚棄中間路線的「貝理雅主義」（Blairism），找來的卻是一個「老左」－－高彬６６歲，１９８３年首度當選議員，與兩名前首相貝理雅（Tony Blair）和白高敦（Gordon Brown）是同一屆進入下議院，是同輩。其他國家，即使是激左聯４０出頭的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他們提出、以解救後海嘯困境的左翼思想，都似是找回６０、７０年代的（西歐）共產主義那一套。
要說這套思想很「激進」嗎？其實沒大家想的那麼激進。高彬提出鐵路、發電廠等一些公用公司可國有化。海嘯期間，英國都試過把銀行國有化，供電公司國有化，也不見那麼激進。至於醫療系統全國營化，或者高收入人士徵高稅，又不是什麼激進的措施。最重要的是，高彬如何極左，他的政綱都不再是推行社會主義，最多只是市場經濟下增加政府的干預（適度有為？），把「貝理雅主義」加回大量干預元素。
高彬、或任何極左一翼面對的挑戰，撇除一些技術問題（例如，很多人問：高彬如何團結全黨？他自己多年來都經常不跟黨立場投票，他有何資格要求黨友跟隨他的立場投票？），主要有三。當中最大的挑戰是「形象問題」，那就是，極左、或純粹左翼（而非中間偏左或社民主義），都被視為６０、７０年代社會主義的翻版，而這一套的破產程度比新保守主義更甚，原因並非在８０、９０年代被新保守主義打得落花流水，而是蘇聯共產集團倒下，中國等其他共產國家又走資。若果不能拿出一套令人相信不是純粹「舊社會主義」翻版的思想，左翼難以在不採取９０年代的中間路線、「第三條道路」下，獲得信任。
另一個與上述有點相關的問題是：究竟選民是否真的想左傾？金融海嘯，掃走的不只是高度自由市場的新保守主義，掃走的還有對建制、主流政壇的信任。高彬，以至激左聯、Podemos等冒起，靠的不只是左翼思想，反而更多是靠其「非主流」身份，而這種不信任主流政壇人物，又某程度跟網絡興起的背景有關。這情況，跟一些極右政黨的崛起相似。極左／左翼暫時只在網絡動員上適應了新時代，但正如上段所說，現在拿出來的好像完全是６０、７０年代的一套，並沒有就新時代作出調整。
最後一個挑戰是政策上的問題，那就是移民問題。工黨現在選了個極左黨魁，在貝理雅年代曾支持過工黨的英格蘭中產，似乎不會回心轉意支持現在的工黨，那麼，工黨重點搶回選票的目標應放在改投英國獨立黨（ＵＫＩＰ）的工人階層。不過，這批人士是十分反對移民湧入的一群，而身為極左，難以想像高彬會在移民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如何搶回轉投ＵＫＩＰ的原工黨支持者，將是高彬很大的挑戰。
高彬成為黨魁的震撼之處，最大原因不在於其極左立場，反而是其非主流身份。他當了議員３２年，但從來未做過「前座議員」，從未加入政府，連影子內閣也未加入過，今次出戰黨魁選舉，只是希望極左翼有個代表，參與工黨未來路向的辯論，其派系沒有人出戰，那麼就由他出選吧－－但話說，當年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當年都是在黨內右派沒有人出馬挑戰黨魁希思（Ted Heath），於是被迫做proxy去挑戰希思，結果勝出，並做了１１年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