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發表專題報導，題為 ＜北京如何控制香港的金融中心——並把西方拋諸腦後＞ 。
（網主：本文譯自法國《世界報》３月２４日的一篇文章《依賴和不穩：在２００６年２０歲》，講述法國年青人目前面對的不穩定。雖然部份情況是法國獨 有── 例如法國有多種勞工合約、他們視長工為必然等，但所講述的情況其實在全球也有一定道理──特別是網主也是２６歲以下的年青人．．．）
在１９７０年代中時，一項指標應已成為警號。很多經濟學家早已警告，年青人的情況將轉壞──因為收入分佈曲線開始逆轉。
直至１９７０年代，法國的窮人是老人家。退休金制度在１９４５年才設立，而這些人的退休金供款未足以支撐他們的生活，他們很多人都活在惡劣 的環境。同一時間，小於３０歲的人則享受著「光榮３０年」，法國在１９４５年二次大戰結束後３０年先重建，然後工業化，公司和政府不斷招聘，並保證年輕人 有不會終斷的事業和很好的薪金。
因此，５０多歲和３０多歲的人士之間的薪金差距在當時是很小的，根據社會學家Louis Chauvel在２００２年出版的《各代的命運》（Le Destin des generations），差距只有１５％。
七十年代年青人易「往上爬」
１９７０ 年代，法國教育大幅擴張，加上創立了獨特的學院，工人的兒女也可成為技工，或是農民的孩子進入政府工作。當時的工作環境惡劣，社會 關係緊張，威權主義橫行，生活質素差，但這不重要，因為能令各人「向上爬」的「社會電梯」仍然有效，這些年輕人將會擁有比父母更好的生活──而確實他們的 生活是更好的，畢竟，他們的父母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全球經濟大蕭條。
但在１９７５年，亦即石油危機後２年，法國開始經歷大規模失業。該年１０月，到勞工部門尋找職位的人數突破１００萬大關，而在５年前的１９７０年，這人數只得２５萬。這已是危機的開始，危機往後不斷惡化。
在 失業惡化下，年輕人是第一批受打擊的：收入下降，要等待很久才能有一份穩定的工作。現在，長者工作３０年後退休，退休生活寫意，生活質素 更進一步。與此同時，小於３０歲的人和比他們更年輕的人，目前只是惡夢的開始，法國政府推行「首次就業合約」（CPE）。年輕人本身已身陷不穩定中，因此 更認定CPE只是官方對過去３０年來年輕人生活質素不斷遭侵蝕的認可。
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法國政府一直未能成功解決１９７５年 失業率顯著上升的問題，他們將所有精力放在３０至５０歲人士的就業，放棄年輕和老 年人士面對的就業問題。大於５５歲的人士，政府便安排他們進入半退休狀態。年輕人，政府便延長教育或他們過渡至正式工作的時間，這一類小於２６歲的人士在 １９９０年代，由只佔整體的３５％升至４０％。這政策只變相更長時期地將年輕人拒諸（穩定）工作的門外。
當經濟起飛或復甦時，有專上學歷的人士是最先受惠的一群，這在１９８０年代底和１９９０年代底都是如此。但學歷較低的一群的情況則停滯不前，活在全球化的僱主眼中認為他們缺乏學歷。
根據法國國家經濟及統計學院（Insee）學者Yannick Fondeur和Claude Minni，經濟興衰等外在因素對年青人就業的影響高於對其他東西的影響。１９９３年，當法國經歷最嚴重經濟危機時，只有４０％的中學畢業生在１年內找到 工作，而２０００年科網業興旺帶動經濟時，以上數字則至６０％。
商界令青年工作不穩「上癮」
不 過，商界也有責任，政府盡力減低勞工作成本以鼓勵公司創造就業，但這鼓勵商界令就業更不安穩：「定期合約」（CDD，網主按：類似香港政務官的「３年加３年」試用期）、附助合約、臨時工、見習等等。這些措施原意是給沒有經驗的年青人工作經驗，令他們日後可找到更穩定的工作，最終卻變成公 司為更易適應經濟大氣候波動和競爭都愈來愈大的手段，這些措施已變成僱主愈來愈不能自拔的「毒品」，在經濟景氣的時候也不能不用。
而 且，在２０００年離開教育系統的青年中，只有５０％獲得一紙「不定期合約」（CDI，網主按：類似「長工」或香港人所謂的 「permanent」），而這數字在１９８４年時是７５％。延遲進入工作階段、融入工作環境的軌道變得脆弱、失業期愈來愈長、工作合約變得不穩定等，這 一切導致生活質素下降。
根據Louis Chauvel，５０多歲和３０多歲人士的薪金差距已達４０％！少於３０歲的人士的儲蓄率由１９９５年的１８％跌至９％，但４０多歲人士的儲蓄率同期由 １２％升至１８％，５０多歲人士則由１９％升至２６％。無論在社會權益、銀行借貸或購買房屋等，法國人要愈來愈年長才能享受到。
社會電梯效應失效
法國社會學家將此現象名為「青春的延長」－－很浪漫的字眼，但其實是指年青人依賴父母的時間愈來愈長，缺乏自主令年青人之間的社會不平等加劇，也令年青人跟其父母輩的收入不平等。
青 年人缺乏工作和不能獲得社會權利更導致一個問題，就是法國在和平時期首次體會到年青人的生活質素比其父母的下降，「社會電梯」效應已失 效。在２００２年，在３０至３５歲人士中，有２２％的生活質疑明顯比其父母改善，１７％則惡化，但在５０至５４歲人士，３２％改善了，只有１０％惡化。不 穩定的生活可被視作融入工作環境的必經階段，對大部份青年人更是如此，他們之間有７０％要在離開教育體系後３年才有一份穩定工作。
目前，８７％的法國勞動人口擁有一份長工，但同時間，大家不要忘記，成人不斷向年青一輩灌輸一個概念，就是不穩定已是「現代的」就業模式。不過，如果不理會這種不穩定對生活質素和社會地位所帶來的惡果，這模式也可視作退步。
在１９７０年代中時，一項指標應已成為警號。很多經濟學家早已警告，年青人的情況將轉壞──因為收入分佈曲線開始逆轉。
直至１９７０年代，法國的窮人是老人家。退休金制度在１９４５年才設立，而這些人的退休金供款未足以支撐他們的生活，他們很多人都活在惡劣 的環境。同一時間，小於３０歲的人則享受著「光榮３０年」，法國在１９４５年二次大戰結束後３０年先重建，然後工業化，公司和政府不斷招聘，並保證年輕人 有不會終斷的事業和很好的薪金。
因此，５０多歲和３０多歲的人士之間的薪金差距在當時是很小的，根據社會學家Louis Chauvel在２００２年出版的《各代的命運》（Le Destin des generations），差距只有１５％。
七十年代年青人易「往上爬」
１９７０ 年代，法國教育大幅擴張，加上創立了獨特的學院，工人的兒女也可成為技工，或是農民的孩子進入政府工作。當時的工作環境惡劣，社會 關係緊張，威權主義橫行，生活質素差，但這不重要，因為能令各人「向上爬」的「社會電梯」仍然有效，這些年輕人將會擁有比父母更好的生活──而確實他們的 生活是更好的，畢竟，他們的父母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全球經濟大蕭條。
但在１９７５年，亦即石油危機後２年，法國開始經歷大規模失業。該年１０月，到勞工部門尋找職位的人數突破１００萬大關，而在５年前的１９７０年，這人數只得２５萬。這已是危機的開始，危機往後不斷惡化。
在 失業惡化下，年輕人是第一批受打擊的：收入下降，要等待很久才能有一份穩定的工作。現在，長者工作３０年後退休，退休生活寫意，生活質素 更進一步。與此同時，小於３０歲的人和比他們更年輕的人，目前只是惡夢的開始，法國政府推行「首次就業合約」（CPE）。年輕人本身已身陷不穩定中，因此 更認定CPE只是官方對過去３０年來年輕人生活質素不斷遭侵蝕的認可。
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法國政府一直未能成功解決１９７５年 失業率顯著上升的問題，他們將所有精力放在３０至５０歲人士的就業，放棄年輕和老 年人士面對的就業問題。大於５５歲的人士，政府便安排他們進入半退休狀態。年輕人，政府便延長教育或他們過渡至正式工作的時間，這一類小於２６歲的人士在 １９９０年代，由只佔整體的３５％升至４０％。這政策只變相更長時期地將年輕人拒諸（穩定）工作的門外。
當經濟起飛或復甦時，有專上學歷的人士是最先受惠的一群，這在１９８０年代底和１９９０年代底都是如此。但學歷較低的一群的情況則停滯不前，活在全球化的僱主眼中認為他們缺乏學歷。
根據法國國家經濟及統計學院（Insee）學者Yannick Fondeur和Claude Minni，經濟興衰等外在因素對年青人就業的影響高於對其他東西的影響。１９９３年，當法國經歷最嚴重經濟危機時，只有４０％的中學畢業生在１年內找到 工作，而２０００年科網業興旺帶動經濟時，以上數字則至６０％。
商界令青年工作不穩「上癮」
不 過，商界也有責任，政府盡力減低勞工作成本以鼓勵公司創造就業，但這鼓勵商界令就業更不安穩：「定期合約」（CDD，網主按：類似香港政務官的「３年加３年」試用期）、附助合約、臨時工、見習等等。這些措施原意是給沒有經驗的年青人工作經驗，令他們日後可找到更穩定的工作，最終卻變成公 司為更易適應經濟大氣候波動和競爭都愈來愈大的手段，這些措施已變成僱主愈來愈不能自拔的「毒品」，在經濟景氣的時候也不能不用。
而 且，在２０００年離開教育系統的青年中，只有５０％獲得一紙「不定期合約」（CDI，網主按：類似「長工」或香港人所謂的 「permanent」），而這數字在１９８４年時是７５％。延遲進入工作階段、融入工作環境的軌道變得脆弱、失業期愈來愈長、工作合約變得不穩定等，這 一切導致生活質素下降。
根據Louis Chauvel，５０多歲和３０多歲人士的薪金差距已達４０％！少於３０歲的人士的儲蓄率由１９９５年的１８％跌至９％，但４０多歲人士的儲蓄率同期由 １２％升至１８％，５０多歲人士則由１９％升至２６％。無論在社會權益、銀行借貸或購買房屋等，法國人要愈來愈年長才能享受到。
社會電梯效應失效
法國社會學家將此現象名為「青春的延長」－－很浪漫的字眼，但其實是指年青人依賴父母的時間愈來愈長，缺乏自主令年青人之間的社會不平等加劇，也令年青人跟其父母輩的收入不平等。
青 年人缺乏工作和不能獲得社會權利更導致一個問題，就是法國在和平時期首次體會到年青人的生活質素比其父母的下降，「社會電梯」效應已失 效。在２００２年，在３０至３５歲人士中，有２２％的生活質疑明顯比其父母改善，１７％則惡化，但在５０至５４歲人士，３２％改善了，只有１０％惡化。不 穩定的生活可被視作融入工作環境的必經階段，對大部份青年人更是如此，他們之間有７０％要在離開教育體系後３年才有一份穩定工作。
目前，８７％的法國勞動人口擁有一份長工，但同時間，大家不要忘記，成人不斷向年青一輩灌輸一個概念，就是不穩定已是「現代的」就業模式。不過，如果不理會這種不穩定對生活質素和社會地位所帶來的惡果，這模式也可視作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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