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內政部週四一口氣公佈大量移居、永居和難民申請的新規定建議，內政大臣馬曼婷（Shabana Mahmood，文首截圖）馬不停蹄發表演說並接受傳媒訪問，為收緊移民規定護航。當中，有關BNO簽證人士申請永久居留權（ILR，又稱「定居」settlement）的英語要求，暫時維持在B1，未有跟大隊提升至B2。
上述報導角度全部沒錯，但此文章想先寫整份報告、事件中最沉悶的部份。畢竟這份報告由一個商會委託一間顧問公司撰寫，服務對象對商會的會員——在華歐企，所以報告絕大部份其實是有關新制度的事實描述，簡介這個制度的內容，以及在華歐企為此作準備時要注意什麼。這個制度早在2014年便宣佈，現在已部份實行，也一早說好是2020年全面實施，但其中涉及收集數據的完整數據庫應該在今年9月開始試行，而且正式執行的限期將至，所以中國歐盟商會需要提醒會員此事。
報告提及外資企業遵守企業社會信用體系時面對3個挑戰：1、合規挑戰，亦即社會信用體系涉及要求的詳情，以及中小企未必有足夠資源應付；2、「戰略挑戰」，亦即選擇合作夥伴及供應商，因為做生意時的合作夥伴的行為如果出問題，相關企業的社會信用也會扣分；3、數據完整性，既然要監察，企業就有需要整合相關數據，在政府部門要求時可以提交。
中國歐盟商會對企業社會信用體系並非完全負面，無論報告或是報告發佈會的發言，該會認同，當中國正進一步開放外資的市場准入，例如逐步取消必須與中資聯營的要求，中國同時需要有另一套監管外資的方法，以確保行為嚴重有問題的外企不在中國市場營商，而相對目前的監管系統來說，企業社會信用體系算是較公平、透明度較高的制度，所以整體來說是對外商有利。
另外，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學院中國研究所主任曾銳生向DW說，如果外資現時已在中國營商，其實都接受了不少限制，例如不少航空公司及酒店把網站上的臺灣標示為屬於中國一部份，那麼社會信用體系不會比這些限制嚴重得多。
然而，除了執行上有太多繁瑣細節外，企業社會信用體系最大問題在於這個制度仍是一個很新的概念，最終實際如何執行，以及執行後有什麼後果、影響，在現時仍難以完全推算出來。一些人說，這其實就像西方盛行多年的企業信用評級制度，或是貸款信用評級（事實上，這份報告亦提及，中國有意把社會信用體系在全球取代目前西方的信用評級制度），不過，社會信用體系的規模廣闊得多，而且中國是官方而西方是私人性質，兩者始終有很多分別。
這個問題便引發路透、《華日》報導中的soundbite。報告也有提及，「社會信用體系要求將“嚴重違法失信主體”加入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黑名單”，這可能淪為貿易爭端的工具」，而有份撰寫報告的機構的高層也在記者會說，企業社會信用體系可以變成逼公司遵守中國政治目標的「外科式精確工具」，可以十分針對性地對付個別企業。
最後，終於提到本文標題所談及的問題——歐盟及其成員國，以至其他國家，可能要在政府、政策層面，回應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正如上述，中國是有野心把這個制度推廣至全球，目前令中國政府有這個想法的最重要原因是一帶一路，中國不希望中國企業在海外參與一帶一路項目時的行為出問題，惹怒當地人，連帶打擊中國聲譽，因此中國有跟外國政府商討如何在對方領土上監察中國企業，其中歐盟成員國捷克都有跟中國討論此事。
另一個對全球的影響是，就算歐洲企業或個人完全沒有踏足中國做生意，但也很難百分百保證不會跟中國企業、中國人打交道，後者是納入社會信用體系的，這亦意味後者被中國監察時，歐企、歐洲人也可能不知不覺間也被監察了。
中國歐盟商會的報告呼籲，歐盟機構和成員國應加強了解企業社會信用體系的國際影響，以便在此議題上確定到更清晰的立場，並要加強協調成員國之間的應對，而且叮囑歐盟和成員國政府，必須充份了解何謂社會信用體系及其細節，才就跟此相關的議題作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