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三上午在貝爾格萊德跟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Aleksandar Vucic）舉行峰會，兩國在會後宣佈，塞爾維亞同意跟中國建立「命運共同體」，應該是第一個跟中國建立這種關係的歐洲國家。
應該不少人看到這則新聞：默克爾稱「歐中維持合作具重大戰略利益」。歐中／德中／默克爾對華態，稍後另文略寫，本文反而想先寫另一個議題：默克爾今年7月將第二度當歐盟輪任主席，歐盟事隔15年，再度有領袖第二度擔任這個職位。
提起歐盟輪任主席這個議題，是因為默克爾發表上述對華立場的發言，是星期三（27日）在一個親CDU德國智庫Konrad Adenauer基金（KAS）的視像會議這個場合所發表的，她這篇簡短講話的主題是德國7月至12月將擔任歐盟輪任主席國，接替克羅地亞，她作為下一個輪任主席國的領袖，闡述在下一個半年，德國認為歐盟發展方針會有什麼優先次序。
在2009年之前，輪任主席國的角色是研究歐盟／歐共體的重要課題。輪任主席國的制度由1958年開始。歐洲共同體也是由一個國際組織開始，之後才逐步由international機構變成supranational機構，所以歐盟執委會（或之前的歐洲共同體執委會）主席，只是執行機構的首長，不可以在政治上、象徵意義上，代表這個機構，這個角色由成員國的領袖輪流擔任。
原本，歐盟輪任主席國的角色是協調各國，推進歐盟的政策。這一點可從之前歐盟峰會由主席國的領袖擔任會議主席，反映出來。另外，當歐盟在1990年代開始增加在外交防衛的角色，當其他國家領袖，例如美國總統、中國國家主席或日本首相，要跟歐盟開雙邊峰會時，歐盟的對口單位是輪任主席國領袖，不是歐委會主席。
然而，《里斯本條約》生效後，歐盟2009年起把原本由輪任國領袖擔任的「歐洲理事會主席」一職，變成由一個全職人士擔任此職，這個常設的「歐洲理事會主席」，分去了主持歐盟峰會、協調歐盟成員國會議議程、以及對外代表歐盟等這些工作。
所以，過去11年，歐盟輪任主席國的重要性降低，在新聞的能見度也減少。例如，應該沒有人留意到，克羅地亞現時是歐盟輪任主席國，而近日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就香港問題代表歐盟27國發表立場，在未有這職位之前，應該由克羅地亞總理Andrej Plenkovic發表這個聲明的。
回看這62年歷史，默克爾會是第25個至少兩度擔任歐盟輪任主席的領袖。歷來擔任主席國領袖次數最多的是盧森堡首相Pierre Werner，達6次（60、63、66、69、72、80），其次是法國總統戴高樂的4次（59、62、65、68），3度出任過的有丹麥首相 Poul Schlüter、西德/德國總理 Helmut Kohl、希臘總理 Andreas Papandreou，以及法國的 François Mitterrand。
連同默克爾，有25個人多於一次出任輪任主席，好像很平常，但其實不是。想像一下，輪任主席國每半年轉換一次，現時沒了英國，也有27個成員國，即是同一國家應該每13.5年擔任一次輪任主席，而很少人能夠在13.5年內持續擔任一國總理，或這麼長時間都在隨時可問鼎總理一職的狀態。默克爾自己上次擔任歐盟輪任主席，已數到2007年。
大部份擔任過多於一次輪任主席的領袖，都是在早年出現，那時候歐共體只有6個、9個、10個和12個成員國。自2004年東擴增至25個成員國以來，不計默克爾，只有兩人多於一次擔任輪主席，他們是在2005年先後擔任此職的盧森堡首相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和英國首相貝理雅（Tony Blair）。
就算計及1995年增至15個成員國之後，也只有另外二人擔任過多於一次輪任主席（分別是西班牙首相 Felipe González，以及法國總統 Jacques Chirac）。所以，同一人二度擔任歐盟輪任主席，是極為罕見的現象。
正如上述，歐盟輪任主席的重要性已降低，但仍工作要做的。歐盟成員國會議不只有峰會，還有幾個部長會議，當中除了外交事務會議改由外交高級代表主持，以及歐元區國家會議有自己的主席之外，其他部長會議——包括27國全部成員國的財長會議、由外長開會但只討論歐盟運作而非歐盟外交的一般事務會議等——仍由輪任主席國的相關部長主持會議，而當協調這些不同會議時，仍要主席國的領袖負責。
除了實際運作，另一個未完全取代輪任主席國制度的原因，在於這是小成員國爭取較大話事權的平台。主席國可以決定各部長會議甚至峰會的開會議程，亦即決定歐盟應先討論什麼。而且，在歐盟對外雙邊峰會，除了歐洲理事會主席，一般輪任主席國的領袖都仍會站在一旁——試想像，如果馬耳他是輪任主席國，在歐美、歐中峰會上，跟川普、習近平平起平坐同場的，是馬耳他總理......
簡介了輪任主席國的角色，說回默克爾下半年出任歐盟輪任主席。
這一次輪任主席，較平常受矚目。一方面，下半年輪任主席——即默克爾——要面對的是一個剛被瘟疫打擊的「廢墟」，她需要帶領歐盟作出一些極具爭議、之前從沒想像過、且對歐洲會有深遠影響的決定，而且不能拖延，就算不是在這個半年就具體措施拍板，至少也要為明年確定疫後復甦及防範日後瘟疫的措施細節，奠下重要基礎，一旦失敗的stake很大。
因此，無論是KAS相關新聞稿，或是歐洲媒體的報導，都是強調默克爾談及歐盟處理疫後形勢，當中除了經濟復甦、制訂措施應對日後的瘟疫外，還包括要在全球抗疫及整體衛生事務上擔當領導角色。
我今年年初寫過，默克爾的確原本希望其2020下半年輪任主席期間，把提升歐中關係作為德國主席國的最重要任務，但現在即使默克爾仍強調歐中關係重要，即使歐中未來半年不會因疫情問題而鬧翻，在歐盟（以至全球所有國家）忙於為瘟疫善後的環境下，歐中關係的進展，都不可能如年初設想般有大突破。
至於處理疫後局勢，當中涉及在27國斡旋的艱鉅挑戰，這不是米歇爾擁有足夠政治能量獨自處理，也不是默克爾或法國總統馬克龍，以歐盟大國提出倡議的方式可以做到。
歐盟政壇不少人都很慶幸，剛好在如此重大挑戰之時，輪到一個大國、而且以擅於處理危機而見稱的領袖擔任輪任主席，如果今年下半年輪任主席是馬耳他總理、匈牙利總理，甚至是只從政大概5年的馬克龍，都不堪設想。
這一點又回到上述提及，已很難再有人兩度擔任輪任主席國領袖的問題。究竟一個政要擔任多少次輪任主席國，不是純粹統計趣聞。當一個領袖只做半年歐盟輪任主席，無論心理上抑或實際操作上，他很難擁有為歐盟作出長遠規劃的想法，每個總理出任輪值主席都是新手，而且每半年交接一次，相關工作很難有延續性。當這個輪任主席再想到，他其實很小機會將再度出任此職，就更加不會有長遠的視野來處理這個工作。
所以就有了常設的歐洲理事會主席，來彌補這方面的缺陷。亦解釋了為何大家覺得默克爾適合在此時出任此職，因為她對歐盟事務擁有豐富經驗，包括試過處理輪任主席的工作，知道這個崗位要做什麼、角色是什麼、技巧是什麼。
碰巧默克爾上一次2007年出任輪任主席時，都是面對爛攤子局面，需要出來收拾殘局。她當時成功達成7年一度歐盟預算案協議，而且正值法國、荷蘭2005年先後否決歐盟憲法，令歐盟對下一步怎麼做，感到迷失，默克爾重新啟動各國對歐盟體制和前景的討論，為接著由葡萄牙擔任主席國的那一個半年，就歐盟體制改革簽訂《里斯本條約》鋪路。
而剛巧，2021上半年由德國接手歐盟輪值主席的，同樣將會是葡萄牙。
【文首照片來自K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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