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總理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週一出訪斐濟首都蘇瓦（Suva），與斐濟總理拉布卡（Sitiveni Rabuka）簽署「維瓦萊聯盟」（Vuvale Union）協議， 並意外地同時簽署軍事結盟條約「和平海洋聯盟」（Ocean of Peace Alliance） ，澳斐加深合作的程度遠超分析家之前的預計，也讓澳洲的軍事盟友增至4個。
英國工黨政府本週初陸續委任較低級的官員，當中擔任「香港監察」（Hong Kong Watch）贊助人的衛倩婷（Catherine West）出任外交部政務次官。一個參與過「反華組織」的人當官，個人取態有何分別，對新政府政策有何影響，其實不用猜，因為早有先例——2020年起出任立陶宛外長至今的 Gabrielius Landsbergis，以及2021年12月起出任捷克外長至今的Jan Lipavský，都曾當過「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成員。論反華勢力，Hong Kong Watch遠比不上IPAC。
Landsbergis 和 Lipavský 入閣後都退出IPAC，所以衛倩婷都很大機會將淡出Hong Kong Watch。道理很簡單：IPAC和Hong Kong Watch都是類似壓力團體的組織，從政府外、甚至國會外向政府施壓，當自己加入了政府，有份制訂政府政策，還需要參加這些組織向政府施壓？即是美國國務卿會否透過參與智庫或壓力團體向國務院爭取改變現行外交政策？
Landsbergis 和 Lipavský 掌管外交部後，立捷兩國的對中立場都轉趨強硬。當然跟他們在野時的說法沒那麼強硬，但肯定較上一個政府強硬。道理同樣很簡單：委任他們入閣時，他們就各項外交議題的立場已經很清晰，如果總理或者幾個執政黨組閣談判時決定對中國友好，根本就不會委任他們當外長。
衛倩婷的情況也一樣，她不會完全落實她在Hong Kong Watch時的所有主張，但她也不可能加入一個在香港問題/BNO簽證政策跟她主張完全相反的政府，首相施紀賢（Keir Starmer）也不可能在決定大幅度改變對中和香港政策下，還委任衛倩婷。衛倩婷在工黨影子內閣擔任影子亞太事務國務大臣，她到外交部出任次官，只是直接由影子內閣過檔。她在Hong Kong Watch的工作並非純粹她以議員的個人身份倡議，某程度也反映了工黨在野時的取態，否則工黨不會容忍一個影子內閣成員參與 Hong Kong Watch 的工作。
現在盛傳立陶宛會提名 Landsbergis 出任新一屆歐盟執委會的專員，就算他應該不會分到跟中國有關的政策，但也顯示IPAC在歐盟行政機關的潛在影響擴大。
IPAC成立的其中一個主因是香港2019年反修例示威，隨着時間消逝，總會有越來越多IPAC成員出任高官，就對中外交有實質影響，5年前的香港大事仍在對全球格局產生影響。
衛倩婷在影子內閣的職銜是「國務大臣」（Minister of State），類似副大臣，但來到真正內閣的職銜低了一級，只是「政務次官」（Parliamentary Under-Secretary of State），兩者有什麼分別？
最大分別是薪酬，國務大臣的額外年薪是31,680英鎊（32.1萬港元），政務次官只有22,375英鎊（22.7萬港元）。這是額外薪金，下議員本身領有年薪91,346英鎊（92.6萬港元），另外還有津貼。
實際運作上，英國的國務大臣跟政務次官分別不大，通常只有可參與內閣會議的國務大臣才明顯高一級，否則國務大臣和次官的工作不會有很大分別，不代表本屆工黨政府把衛倩婷或亞太外交政策「降級」。
在美國，副部長、助理部長等各高層職位通常對應一個部門，相關政策主管的職銜確實反映到這個政策的重要性有否改變，但英國並非每個國務大臣或政務次官對應一個部門，所以相關政策由國務大臣抑或政務次官負責，影響不大。
在上個保守黨內閣，外交部主管歐洲事務的官員先是一名次官，之後變成國務大臣，海外領土原本由一個兼管英聯邦、能源及氣候外交的國務大臣負責，他離任後，海外領土調給一名原本跟進美洲外交的政務次官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