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政策：德國處於十字路口

中國外長王毅今天（1日）進行最後一天的歐洲五國七天行，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站——柏林。對德國而言，這次王毅來訪也十分重要，因為反映了德國的對中政策處於十字路口：究竟過去幾十年的「通商推動改變」（Wandel durch Handel）中國政策戰略，是否需要作出改變？

在王毅來訪前，3名德國聯邦議會議員Margarete Bause（綠）、Gyde Jensen（FDP）和Michael Brand（CDU）聯署去信外長馬斯（Heiko Maas，SPD），要求對方會晤王毅時，要「直截了當地」向對方表達德國就香港、新疆等多項議題，以至中國外交近年整體越來越具侵略性，都十分不滿，不要再用婉轉外交辭令。

事實上，自從香港反修例大示威去年6月爆發後，默克爾的對中政策便廣受質疑。隨便鍵入Merkel、China和Policy，不難找到過去一年多，已有大量文章抨擊默克爾「通商推動改變」、私下勸說推動中國改善人權的策略，已不合時宜。

文首照片是她去年9月訪問武漢等中國城市時的情況。當時她仍率領經商團，見證德中簽署商業合約，仍希望德中關係維持在以經貿為主，儘管香港示威仍如火如荼。DW當時已發評論，批評默克爾這個做法不妥當。這方面的批評，在香港國安法通過後，就更加多，而且國內政壇的批評聲音越來越強烈，要求默克爾改變策略，要對中國更強硬，以及更公開地說出德國不同意中國的地方。

各位可閱讀一個德國智庫的分析文章 Germany's Strategic Gray Zone With China，文章在3月公開，當時武漢肺炎已席捲歐洲，但香港國安法未公佈。其結論——瘟疫會令德國加強對中關係——現在似乎看來不可能，但當中談及德中關係的背景，值得一讀。

這裏勾出該分析文章其中兩點。

一、德中矛盾不是這一、兩年才惡化，大概2010年代中已開始，而且德國對中國開始有戒心，也是源於經濟，意味德國就對中關係的想法，很大程度受經濟角度影響，較少涉及軍事、外交、國安等層面考慮。

經濟因素令德國漸漸對中國不滿，出於兩方面，而有關情況跟美國其實是一樣。首先，中國2001年加入世貿後，逐步兌現對外開放市場的承諾，令西方企業賺大錢，但中國可以落實的承諾，到2010年左右已全部落實，餘下的承諾，則是中國難以做到的，例如金融市場開放、讓外資更易在中國單獨設公司而不用跟中資合營等等；再者，習近平掌權後，中國的市場對外開放有倒退跡象，外資企業在中國的經營環境變差了，這令德國（及美國等西方國）的企業，由推動友中政策，變成要求對中強硬。

另外，也是大概2010年代中左右，中國開始推動產業升級，而且國內產能過剩，中國政府鼓勵企業「走出去」，在外國投資。結果是中國四出購買外國高科技企業。美國不會這麼容易讓外企買到國內重要公司，但美的成功購買德國機械人生產商Kuka事件，在德國政商界敲響警號，因為Kuka對德國整體產業發展極具戰略重要性。

這兩點令到德國在經濟上開始忌憚中國。

分析文章亦提到默克爾就強硬對中猶豫不決的想法。文章筆者根據與德國官員的交流，以及其觀察，指出不少德國官員早已察覺到中國有威脅德國、歐洲的一面，而不純粹是合作夥伴，而不少歐盟國家都有此擔心，希望德國和歐盟會有較實質的行動防範中國——不一定是高調批評或制裁中國，但至少有防止「外國」控制歐洲經濟的措施。

然而，這些建議每每去到德國總理府，就被卡住。官員的感覺是，默克爾一方面仍毋忘金融海嘯及歐債危機期間，中國發揮作用，穩定全球，默克爾對此仍十分欣賞；另一方面她都知道要防範中國，但最好不要總理府或德國聯邦政府做這個醜人。

文章亦提到默克爾在決定對中戰略時的核心難題：一、就算德國商界對中態度已變得冷淡，但默克爾始終在計算，如果強硬對中，德國會損失多少經濟利益？二、在川普治下，美歐關係不穩定，德國及歐洲是否承受得起跟中國全面鬧翻？

文章引述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2018年接受英國《金融時報》的說法：如果沒了跟美國的友好關係，歐洲只會是歐亞大陸的「附屬品」，必然任何中國擺佈。

雖然默克爾萬般不願意，但中國就經貿、人權等議題上，一直不作出什麼讓步，到今年更是寸步不讓，令默克爾面對國內越來越反中的情緒下，很難交代。

除非中國情況短期內急劇大變，否則德國的對中政策早晚要改變，唯一分別是：是默克爾明年卸任前親自扭轉自己用了十多年塑造出來的對中政策，抑或由下一任總理去改變？

在今天上午，一些不滿中國人權狀況的人士會在外交部示威，包括香港的羅冠聰，但跟羅上週在意大利示威時一樣，王毅期間不會在外交部，因為德國政府安排了他在柏林近郊的Villa Borsig會見馬斯。

美其名為該處是地位更顯赫的地點，但實際上就是避開示威。基本上，王毅此行五站進行的雙邊外長會面，接待國都盡量低調，盡可能不想本國傳媒有大量報導篇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