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發表專題報導，題為 ＜北京如何控制香港的金融中心——並把西方拋諸腦後＞ 。
（網主按：法國近日的學運看似只針對當地的法例，但背後鬥爭的理念在全歐洲也引起辯論，這就是：究竟在全球化和新古典經濟主義下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否 適合歐洲？但這對全球各地也有深刻意思。以下是節譯自資深評論員William Pfaff文章《Capitalism under Fire》）
法國近日上街反對新勞工法的正挑戰某一形式的資本主義經濟，很多法國人視這種模式為危害法國公義及平等的標準，這一激進概念相信只有在法國才會將之提升至國家層次，而這概念的中心思想可以以法國共和口號所概括：自由，平等，友愛。
總理德維爾潘（Dominique de Villepin）推行自以為很微小的改革，大概也沒有想到後果。不過，很多法國人視之為有關法國國家前途的中心問題，就正如法國去年有關歐盟憲法公投時，令法國人困擾的是歐盟未來本質和資本主義將在未來的歐洲盛行這兩個問題。
法國人並不是唯一有這樣憂慮的歐洲人。有關資本主義模式的辯論一直是德國政治的重要議題，而德國正受工潮此起彼落所影響。在歐盟，當歐盟成員國擴充至２５個時，歐盟的社會模式也從其原有的「社會」模式（網主按：social model，即傾向左翼和較多保障）轉向自由模式。就算在英國，近日也出現１９２６年大罷工以來最嚴重的工潮，這些罷工工人是為抗議退休金問題。
自自由經濟主義１９世紀在英國冒起，然後在美國大行其道，法國一直是反對「不受控制資本主義」的中堅份子。一項全球調查指出，只有３６％的法國認為自由企業和自由市場制度是最佳制度，德國人的意見也相差不遠。（奉行社會主義的中國卻有７４％的人認同自由經濟為最佳制度）
核心問題是：究竟我們所談的是什麼類型的資本主義？自１９７０年代以來，主要（即美式）資本主義制度經歷了２項根本轉變。
首先，由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１９３０年代開始推行「新政」（New Deal）後在西方盛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已被企業目標和責任的新模式所取代。
「新政」版本的資本主義認為企業有責任確保僱員的福祉，對社會有責任（企業稅便是達致以上目標的方法之一）。但以上模式已被新模式取代，新模式下，企業經 理的責任就是為公司持有人創造短期「價值」，具體表現方法就追求股價和季度派息。新模式的實際後果就是削減工資和工人福利，以及透過政治游說和公眾壓力來 要求降低企業稅。
簡言之，先進國家的政經制度改變是由工人福利和政府公共財政拿取財富，然後將這些財富轉至股東和公司高層。
這篇文章的筆者將這種資本主義稱為「行政總裁資本主義」（CEO capitalism），企業的行政總裁有效控制了董事局，也是現今政經制度的最大得益者，他們只需顧及投資基金經理的意見，自己則只需理會擴大分紅，而非工人或公眾利益。
第二個轉變是全球化，這對先進國家最大影響是這些國家的勞工需面對世界上最窮國家的勞工的競爭。
我 們無須理會當中複雜的道理，只需看看經濟學家李家圖（David Ricardo）的「薪金鐵律」（Iron law of wages），這定律認為，在薪金競爭和無限勞工供應的情況下，薪金將只能維持在僅夠糊口的水平。之前沒有出現過無限勞工供應，但全球化令現在可以了，而 這過程才剛剛開始。
這篇文章的作者認為，歐洲有關勞工問題不斷出現紛爭，顯示了對現行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人文後果上，政治和企業理解出現嚴重差距，而這制度是將勞工視作商品，並將這商品的價格競爭伸延至全球。
長遠而言，法國目前學運帶來的政治含意遠比發動運動的學生所想像到的更嚴重。法國學生的立場看似反動（他們要求的是維持目前勞工保障不變），或看似只懂破壞，但也可能更具預知性。
法國近日上街反對新勞工法的正挑戰某一形式的資本主義經濟，很多法國人視這種模式為危害法國公義及平等的標準，這一激進概念相信只有在法國才會將之提升至國家層次，而這概念的中心思想可以以法國共和口號所概括：自由，平等，友愛。
總理德維爾潘（Dominique de Villepin）推行自以為很微小的改革，大概也沒有想到後果。不過，很多法國人視之為有關法國國家前途的中心問題，就正如法國去年有關歐盟憲法公投時，令法國人困擾的是歐盟未來本質和資本主義將在未來的歐洲盛行這兩個問題。
法國人並不是唯一有這樣憂慮的歐洲人。有關資本主義模式的辯論一直是德國政治的重要議題，而德國正受工潮此起彼落所影響。在歐盟，當歐盟成員國擴充至２５個時，歐盟的社會模式也從其原有的「社會」模式（網主按：social model，即傾向左翼和較多保障）轉向自由模式。就算在英國，近日也出現１９２６年大罷工以來最嚴重的工潮，這些罷工工人是為抗議退休金問題。
自自由經濟主義１９世紀在英國冒起，然後在美國大行其道，法國一直是反對「不受控制資本主義」的中堅份子。一項全球調查指出，只有３６％的法國認為自由企業和自由市場制度是最佳制度，德國人的意見也相差不遠。（奉行社會主義的中國卻有７４％的人認同自由經濟為最佳制度）
核心問題是：究竟我們所談的是什麼類型的資本主義？自１９７０年代以來，主要（即美式）資本主義制度經歷了２項根本轉變。
首先，由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１９３０年代開始推行「新政」（New Deal）後在西方盛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已被企業目標和責任的新模式所取代。
「新政」版本的資本主義認為企業有責任確保僱員的福祉，對社會有責任（企業稅便是達致以上目標的方法之一）。但以上模式已被新模式取代，新模式下，企業經 理的責任就是為公司持有人創造短期「價值」，具體表現方法就追求股價和季度派息。新模式的實際後果就是削減工資和工人福利，以及透過政治游說和公眾壓力來 要求降低企業稅。
簡言之，先進國家的政經制度改變是由工人福利和政府公共財政拿取財富，然後將這些財富轉至股東和公司高層。
這篇文章的筆者將這種資本主義稱為「行政總裁資本主義」（CEO capitalism），企業的行政總裁有效控制了董事局，也是現今政經制度的最大得益者，他們只需顧及投資基金經理的意見，自己則只需理會擴大分紅，而非工人或公眾利益。
第二個轉變是全球化，這對先進國家最大影響是這些國家的勞工需面對世界上最窮國家的勞工的競爭。
我 們無須理會當中複雜的道理，只需看看經濟學家李家圖（David Ricardo）的「薪金鐵律」（Iron law of wages），這定律認為，在薪金競爭和無限勞工供應的情況下，薪金將只能維持在僅夠糊口的水平。之前沒有出現過無限勞工供應，但全球化令現在可以了，而 這過程才剛剛開始。
這篇文章的作者認為，歐洲有關勞工問題不斷出現紛爭，顯示了對現行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人文後果上，政治和企業理解出現嚴重差距，而這制度是將勞工視作商品，並將這商品的價格競爭伸延至全球。
長遠而言，法國目前學運帶來的政治含意遠比發動運動的學生所想像到的更嚴重。法國學生的立場看似反動（他們要求的是維持目前勞工保障不變），或看似只懂破壞，但也可能更具預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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