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總理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週一出訪斐濟首都蘇瓦（Suva），與斐濟總理拉布卡（Sitiveni Rabuka）簽署「維瓦萊聯盟」（Vuvale Union）協議， 並意外地同時簽署軍事結盟條約「和平海洋聯盟」（Ocean of Peace Alliance） ，澳斐加深合作的程度遠超分析家之前的預計，也讓澳洲的軍事盟友增至4個。
（網主按：之前寫了／譯了兩篇有關歐洲找不到改革路向的文章，現在翻譯法國《世界報》４月１６日的社論《老歐洲》（Vieille Europe）的看法）
普羅迪（Romano Prodi）脆弱的勝利令質疑「老歐洲」自我改革的能力的問題重燃。英美評論員對此沒有什麼質疑：在德國選民去年秋天以及法國示威者最近反對「首次僱用合 約」（ＣＰＥ）後，意大利也投票通過癱瘓，由此匆匆得出結論，就是選舉結果不能滿足任何人，未能給予意大利中間偏左政府多數支持。
意大利左派的多數確實十分微弱，特別是在參議員，只有２席優勢，但優勢確實存在。如果說意大利中左聯盟政府十分脆弱，這是因為聯盟內的政黨實在太多元化，支持普羅迪的政黨在同意一單一政策上有困難，更別說要將之付諸實行。
德 國的情況則相反，如果該國出現政策癱瘓的問題，這是因為包括社民黨和基民黨派的大聯盟政府在國會內有太強的多數優勢，這兩黨遠遠不能互相 協助推行不受歡迎的改革，反而會互相中和。默克爾（Angela Merkel）初任總理的幾個月未能令以上憂慮消除，但其政府能支持施羅德（Gerhard Schroeder）時代所定下的改革，逐小逐小地將德國的社會經濟制度現代化。
事實上，由柏林到羅馬，未知的變數不多是國會議席數目所帶來的後果，更多是涉及國民意識到必須適應全球化世界狀況的能力。那麼，德國的基民黨派和社民黨勢均力敵，以及意大利的中右和中左陣營分庭抗勵，這代表選民支持還是反對改革？
答案不是非黑即白，因為兩陣營都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在意大利，我們不能說即將下台的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政府在改革和適應的道路上有很大進步。在巴黎，當總統希拉克（Jacques Chirac）１９９７至２００２年需要跟反對派領袖若斯潘（Lionel Jospin）分享權力，組成左右共治，這個「大聯盟」政府不見到在改革上有什麼靈感，而在２００２年後，當右派再度全面掌控政權時，右派多數也展示出在 改革能力上有限制。
「老歐洲」的政府掌舵人實際上只面唯一而相的兩難：當改革措施變成真實時，如何令這些必不可少的改革更易被接受，特別是將這些改革冠以恰當的叫法，令人不會以為改革是退步而非進步？要找出解決方法，強大的大多數固然有用，但並不足夠。最重要的是一種罕見的特質：政治勇氣。
普羅迪（Romano Prodi）脆弱的勝利令質疑「老歐洲」自我改革的能力的問題重燃。英美評論員對此沒有什麼質疑：在德國選民去年秋天以及法國示威者最近反對「首次僱用合 約」（ＣＰＥ）後，意大利也投票通過癱瘓，由此匆匆得出結論，就是選舉結果不能滿足任何人，未能給予意大利中間偏左政府多數支持。
意大利左派的多數確實十分微弱，特別是在參議員，只有２席優勢，但優勢確實存在。如果說意大利中左聯盟政府十分脆弱，這是因為聯盟內的政黨實在太多元化，支持普羅迪的政黨在同意一單一政策上有困難，更別說要將之付諸實行。
德 國的情況則相反，如果該國出現政策癱瘓的問題，這是因為包括社民黨和基民黨派的大聯盟政府在國會內有太強的多數優勢，這兩黨遠遠不能互相 協助推行不受歡迎的改革，反而會互相中和。默克爾（Angela Merkel）初任總理的幾個月未能令以上憂慮消除，但其政府能支持施羅德（Gerhard Schroeder）時代所定下的改革，逐小逐小地將德國的社會經濟制度現代化。
事實上，由柏林到羅馬，未知的變數不多是國會議席數目所帶來的後果，更多是涉及國民意識到必須適應全球化世界狀況的能力。那麼，德國的基民黨派和社民黨勢均力敵，以及意大利的中右和中左陣營分庭抗勵，這代表選民支持還是反對改革？
答案不是非黑即白，因為兩陣營都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在意大利，我們不能說即將下台的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政府在改革和適應的道路上有很大進步。在巴黎，當總統希拉克（Jacques Chirac）１９９７至２００２年需要跟反對派領袖若斯潘（Lionel Jospin）分享權力，組成左右共治，這個「大聯盟」政府不見到在改革上有什麼靈感，而在２００２年後，當右派再度全面掌控政權時，右派多數也展示出在 改革能力上有限制。
「老歐洲」的政府掌舵人實際上只面唯一而相的兩難：當改革措施變成真實時，如何令這些必不可少的改革更易被接受，特別是將這些改革冠以恰當的叫法，令人不會以為改革是退步而非進步？要找出解決方法，強大的大多數固然有用，但並不足夠。最重要的是一種罕見的特質：政治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