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星期五下午在布魯塞爾的歐洲議會大樓內舉行年度會議， 蕭美琴在主辦組織沒有事先公佈下突然出席 ，致辭期間後方用英文、中文、西班牙文和日文寫着「台灣副總統」介紹她，不是中華民國。這應該是台灣首次有副總統在沒有邦交的國家或組織的議會內參加活動，估計會惹來中國震怒。
自歐盟在９０年代初成立，成員國把外交政策加入歐盟的權責範圍之一後，歐盟一向有外交政策及行動，但歐盟實際上可做到的其實不多。歐盟最能發揮外交功能的範圍是在前東歐共產國家及北非國家，但在歐盟，這屬「睦鄰政策」（Neighbourhood），撥歸了另一個部門負責，而當中前東歐共產國家，是源自當年這批國家有意加入歐盟，屬「歐盟擴張政策」的延續，因此歐盟能在與這些國家（例如塞爾維亞）的外交有重要作用，並不奇怪。但一走出這個範圍，歐盟的外交便顯得無力，而伊朗核問題是當中一大異數，因此如果研究歐盟外交政策，伊朗核談判會是重要案例。
在法理上，歐盟插手伊朗核問題，是源自其阻止大殺傷力武器擴散的政策。美國２００１年「９．１１」襲擊後，成員國要求歐盟就恐怖主義威脅年代草擬文件，列出歐洲在全球面對什麼威脅及如何應對，當中包括大殺傷力武器擴散。未幾，伊朗便公開承認正開發核技術，因此這變成歐盟該政策範圍之一。
在實際上，要處理伊朗核問題，當時沒有一個國家／一方可獨自與伊朗談判，於是便找來歐盟做中間人。美國自１９７９年伊朗革命後便與伊朗沒有正式外交，加上當時是小布殊（George W. Bush）年代，美伊近乎沒任何溝通管通。而在歐洲，德、英、法與伊朗都有重要經濟來往，有誘因希望以外交途徑解決此問題，因此便出現所謂的「Ｅ３」／「ＥＵ＋３」的模式，即德英法三國聯同歐盟一起與伊朗談判，之後聯合國正式介入，這又變成「Ｐ５＋１」（５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德國）。
現在解除伊朗制裁，經濟上最得益的是歐洲，美國反而得益不大，或至少不那麼直接及即時。以石油出口為例，伊朗的石油主要出口地理上較近的歐洲，而這對歐洲減少對俄羅斯能源依賴有很大幫助。
在「ＥＵ＋３」，德、英、法三國原本只當歐盟是「秘書」而已，以及協調三國立場、及協調三國與其他歐盟成員國立場，不過，在實際談判中，歐盟又出奇地能夠發展到可顯示出這是歐盟立場、而非純粹三國跑腿的姿態。
除了大環境外，人的因素也扮演很大角色。伊朗核談判由２００３年開始，去年才達成協議，這１２年橫跨了歐盟至今所有３位外交高級代表。第一位歐盟外交高級代表索拉納（Javier Solana）的功勞主要是成功為歐盟外交「取得這份合約」。儘管有上述大環境，令各方需要歐盟作為溝通管道，但一開始時，不一定是歐盟去做這項工作的。索拉納擔任歐盟外交高級代表前，曾出任西班牙外相及北約（ＮＡＴＯ）秘書長，在國際外交及防衛界累積了深厚人脈——在那個智能手機未盛行的年代，一般的說法是他「有一本厚厚的電話簿」，因此當時歐盟外交毫無資源下，他仍可靠自己的「電話簿」，隨時聯絡到各國任何外交要員甚至總統總理，他就是這樣不斷說服美國和伊朗，可找他處理伊朗核爭拗。
之後的艾嘉蓮（Catherine Ashton），上任前在外交毫無經驗，但她成功與會談各方建立關係，取得美國、伊朗和俄羅斯的信任，而且她以主持會議有效率、並能很快熟知自己政策以見稱，因此即使她任內經歷核談判最低潮時期（因為當時伊朗是強硬派掌權），但她仍能保持核問題各方保持一定的溝通。
現在，伊朗核協議已簽署並逐步落實，歐盟外交下一個挑戰是，究竟當一個議題的爭拗大致結束後，這個機構在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整體外交上，還有沒有大作為呢？在發展與伊朗的關係上，成員國似乎可自己做回，毋須借歐盟協助，那麼，歐盟是否能發展整體的對伊朗政策？另外，歐盟能否把伊朗核問題的經驗複製到其他情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