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reon文章】總統集權、中產萎縮——印尼動盪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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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議員津貼爭議觸發印尼近年最嚴重、最廣泛的示威暴力，平日稍有留意印尼消息的人應該不會驚訝，因為無論總統 Prabowo Subianto 去年10月上台後顯露的專制管治傾向，抑或印尼疫後經濟停滯，全部都有「一陣燶味」，印尼社會氣氛早已繃緊，一件小事都可把民怨燃點起來。

去年2月印尼大選時在Patreon文章談過 Prabowo ，指出他是獨裁者蘇哈圖（Suharto）專制時期的重要人物，擔任軍方將領時，70年代曾在東帝汶侵犯人權，在1998年的反蘇哈圖示威中有份血腥鎮壓示威，所以他上台會有印尼重回專制統治的隱憂。

Prabowo 掌權確有集權、傾斜軍方的情況，但這種管治風格嚴重損害印尼民主之前，先出現施政混亂的問題。

軍隊將領出身的 Prabowo 引入大量軍方系統的人馬進駐多個跟國防、安全無關的機關。缺乏治國經驗的武官掌權，令政策出現混亂，欠缺協調，朝令夕改。

另一個問題是集權——這並非說什麼民主、問責等理念，而是施政質素下降的問題。

我在星期日有關印尼政局新聞的blog文章，形容國家民主黨（NasDem）為「非執政黨」，因為印尼沒有反對黨，國會中3個沒有派人入閣的政黨不把自己定位為「反對黨」，他們自稱都是支持 Prabowo 政府，會就大部份政府議案投贊成票。Prabowo 積極收編全部國會政黨，減少反政府聲音。

因此，議員自肥加津貼、在議事堂載歌載舞、在社交媒體「串嘴」反駁批評聲音，出現這些鬧劇，也不奇怪——當國會「清一色」，議員日常遇到的都是「同聲同氣」的國會同僚，造成他們很容易跟民情脫節，行為放肆。

Prabowo 面對另一個問題：印尼經濟結構在疫情前已出現問題，這個問題之後因為COVID而惡化，更為明顯，在疫情結束後未有改善。

當中最主要的煩惱是印尼中產萎縮，導致整體消費停滯，有很多跡象反映這個情況。中國有「春運」，印尼也有「mudik」，意指開齋節（印尼稱為Lebaran）期間回鄉渡假，但政府統計顯示，今年3月mudik人數較去年下降24%，至1.46億人左右，足足少了近5000萬人，顯示不少人因為失業或收入下降，沒錢回鄉。

《金融時報》今年2月報導過印尼中產的問題，報導引述政府統計，若果以每月每人可花200萬至990萬盾（950至4700港元）來定義中產，印尼中產人數由2018年的高峰約6000萬，下降至去年的4790萬人，少了約20%/約1200萬人，佔全國人口的比例由2018年的23%跌至17%。因此，印尼人覺得貧富不均的情況嚴重了。

印尼經濟數據不算差，但其經濟模式創造不到「優質」職位，導致很多人即使有工作，都覺得不安穩。

當中以年輕人最受打擊，15-24歲人士失業率大概16%，亦即約700萬至900萬年輕人失業，失業率遠高於全國整體數字5%高，較泰國、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年輕人失業率高一倍。印尼就業市場及技術培訓嚴重錯配，印尼有不少大學生，但需要學士學位的工作不足以聘請全部應屆畢業生。

5%失業率也是低估了印尼就業問題的嚴重性，因為不少所謂有工作的印尼人是在所謂「非正式」領域工作，亦即是打散工、兼職、街邊小販等政府未能監管到員工權益的範疇，在這個領域工作的人士佔整體勞動力比率由2018年57%升至2023年59%。

外賣app速遞員便是其中一個例子。今次示威急速惡化的導火線是 Affan Kurniawan 被警察裝甲車輾斃，據報他剛送完外賣，之後駕駛電單車經過示威現場，警方汽車撞向示威人群時同時把 Kurniawan 撞低，然後繼續輾過去。事件特別觸動印尼人的神經，不只是警察向手無寸鐵的途人施暴，還因為很多印尼人因為找不到（自己想做、薪酬OK的）工作而去送外賣、當小販，更易把自己代入 Kurniawan 及其家人的情況。

兩個原因令很多印尼人要去送外賣或做其他散工。

一、印尼在佐科年代轉向集中發展礦業，但這個產業要麼只能創造低薪、工作環境惡劣的職位，要麼就高度機械化，很多工作由機器代勞，即使礦產可令印尼GDP數字表現優異，但解決不到印尼人的就業問題，那些GDP不會流入很多印尼人手上。

二、印尼製造業原本就較區內馬來西亞、泰國和越南差，只能做較低增長的製造業，例如成衣，但中國在疫後沒有強勁復甦，現在又面對美國打擊，於是中國把其通縮及各類製造業的過剩全能輸出全球，除了香港，東南亞多國也是重災區，印尼很多成衣工廠近年倒閉。香港人或者看不上這類藍領工作，但這些產業過往協助不少印尼人成為中產，現時這類職位減少，失業人士只能做散工。

在這種脆弱的經濟、社會環境下，如果Prabowo及整個印尼政界再不謹慎行事，印尼未來一、兩年很容易再爆發動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