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內政部週四一口氣公佈大量移居、永居和難民申請的新規定建議，內政大臣馬曼婷（Shabana Mahmood，文首截圖）馬不停蹄發表演說並接受傳媒訪問，為收緊移民規定護航。當中，有關BNO簽證人士申請永久居留權（ILR，又稱「定居」settlement）的英語要求，暫時維持在B1，未有跟大隊提升至B2。
應該不少人看到這則新聞：默克爾稱「歐中維持合作具重大戰略利益」。歐中／德中／默克爾對華態，稍後另文略寫，本文反而想先寫另一個議題：默克爾今年7月將第二度當歐盟輪任主席，歐盟事隔15年，再度有領袖第二度擔任這個職位。
提起歐盟輪任主席這個議題，是因為默克爾發表上述對華立場的發言，是星期三（27日）在一個親CDU德國智庫Konrad Adenauer基金（KAS）的視像會議這個場合所發表的，她這篇簡短講話的主題是德國7月至12月將擔任歐盟輪任主席國，接替克羅地亞，她作為下一個輪任主席國的領袖，闡述在下一個半年，德國認為歐盟發展方針會有什麼優先次序。
在2009年之前，輪任主席國的角色是研究歐盟／歐共體的重要課題。輪任主席國的制度由1958年開始。歐洲共同體也是由一個國際組織開始，之後才逐步由international機構變成supranational機構，所以歐盟執委會（或之前的歐洲共同體執委會）主席，只是執行機構的首長，不可以在政治上、象徵意義上，代表這個機構，這個角色由成員國的領袖輪流擔任。
原本，歐盟輪任主席國的角色是協調各國，推進歐盟的政策。這一點可從之前歐盟峰會由主席國的領袖擔任會議主席，反映出來。另外，當歐盟在1990年代開始增加在外交防衛的角色，當其他國家領袖，例如美國總統、中國國家主席或日本首相，要跟歐盟開雙邊峰會時，歐盟的對口單位是輪任主席國領袖，不是歐委會主席。
然而，《里斯本條約》生效後，歐盟2009年起把原本由輪任國領袖擔任的「歐洲理事會主席」一職，變成由一個全職人士擔任此職，這個常設的「歐洲理事會主席」，分去了主持歐盟峰會、協調歐盟成員國會議議程、以及對外代表歐盟等這些工作。
所以，過去11年，歐盟輪任主席國的重要性降低，在新聞的能見度也減少。例如，應該沒有人留意到，克羅地亞現時是歐盟輪任主席國，而近日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就香港問題代表歐盟27國發表立場，在未有這職位之前，應該由克羅地亞總理Andrej Plenkovic發表這個聲明的。
回看這62年歷史，默克爾會是第25個至少兩度擔任歐盟輪任主席的領袖。歷來擔任主席國領袖次數最多的是盧森堡首相Pierre Werner，達6次（60、63、66、69、72、80），其次是法國總統戴高樂的4次（59、62、65、68），3度出任過的有丹麥首相 Poul Schlüter、西德/德國總理 Helmut Kohl、希臘總理 Andreas Papandreou，以及法國的 François Mitterrand。
連同默克爾，有25個人多於一次出任輪任主席，好像很平常，但其實不是。想像一下，輪任主席國每半年轉換一次，現時沒了英國，也有27個成員國，即是同一國家應該每13.5年擔任一次輪任主席，而很少人能夠在13.5年內持續擔任一國總理，或這麼長時間都在隨時可問鼎總理一職的狀態。默克爾自己上次擔任歐盟輪任主席，已數到2007年。
大部份擔任過多於一次輪任主席的領袖，都是在早年出現，那時候歐共體只有6個、9個、10個和12個成員國。自2004年東擴增至25個成員國以來，不計默克爾，只有兩人多於一次擔任輪主席，他們是在2005年先後擔任此職的盧森堡首相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和英國首相貝理雅（Tony Blair）。
就算計及1995年增至15個成員國之後，也只有另外二人擔任過多於一次輪任主席（分別是西班牙首相 Felipe González，以及法國總統 Jacques Chirac）。所以，同一人二度擔任歐盟輪任主席，是極為罕見的現象。
正如上述，歐盟輪任主席的重要性已降低，但仍工作要做的。歐盟成員國會議不只有峰會，還有幾個部長會議，當中除了外交事務會議改由外交高級代表主持，以及歐元區國家會議有自己的主席之外，其他部長會議——包括27國全部成員國的財長會議、由外長開會但只討論歐盟運作而非歐盟外交的一般事務會議等——仍由輪任主席國的相關部長主持會議，而當協調這些不同會議時，仍要主席國的領袖負責。
除了實際運作，另一個未完全取代輪任主席國制度的原因，在於這是小成員國爭取較大話事權的平台。主席國可以決定各部長會議甚至峰會的開會議程，亦即決定歐盟應先討論什麼。而且，在歐盟對外雙邊峰會，除了歐洲理事會主席，一般輪任主席國的領袖都仍會站在一旁——試想像，如果馬耳他是輪任主席國，在歐美、歐中峰會上，跟川普、習近平平起平坐同場的，是馬耳他總理......
簡介了輪任主席國的角色，說回默克爾下半年出任歐盟輪任主席。
這一次輪任主席，較平常受矚目。一方面，下半年輪任主席——即默克爾——要面對的是一個剛被瘟疫打擊的「廢墟」，她需要帶領歐盟作出一些極具爭議、之前從沒想像過、且對歐洲會有深遠影響的決定，而且不能拖延，就算不是在這個半年就具體措施拍板，至少也要為明年確定疫後復甦及防範日後瘟疫的措施細節，奠下重要基礎，一旦失敗的stake很大。
因此，無論是KAS相關新聞稿，或是歐洲媒體的報導，都是強調默克爾談及歐盟處理疫後形勢，當中除了經濟復甦、制訂措施應對日後的瘟疫外，還包括要在全球抗疫及整體衛生事務上擔當領導角色。
我今年年初寫過，默克爾的確原本希望其2020下半年輪任主席期間，把提升歐中關係作為德國主席國的最重要任務，但現在即使默克爾仍強調歐中關係重要，即使歐中未來半年不會因疫情問題而鬧翻，在歐盟（以至全球所有國家）忙於為瘟疫善後的環境下，歐中關係的進展，都不可能如年初設想般有大突破。
至於處理疫後局勢，當中涉及在27國斡旋的艱鉅挑戰，這不是米歇爾擁有足夠政治能量獨自處理，也不是默克爾或法國總統馬克龍，以歐盟大國提出倡議的方式可以做到。
歐盟政壇不少人都很慶幸，剛好在如此重大挑戰之時，輪到一個大國、而且以擅於處理危機而見稱的領袖擔任輪任主席，如果今年下半年輪任主席是馬耳他總理、匈牙利總理，甚至是只從政大概5年的馬克龍，都不堪設想。
這一點又回到上述提及，已很難再有人兩度擔任輪任主席國領袖的問題。究竟一個政要擔任多少次輪任主席國，不是純粹統計趣聞。當一個領袖只做半年歐盟輪任主席，無論心理上抑或實際操作上，他很難擁有為歐盟作出長遠規劃的想法，每個總理出任輪值主席都是新手，而且每半年交接一次，相關工作很難有延續性。當這個輪任主席再想到，他其實很小機會將再度出任此職，就更加不會有長遠的視野來處理這個工作。
所以就有了常設的歐洲理事會主席，來彌補這方面的缺陷。亦解釋了為何大家覺得默克爾適合在此時出任此職，因為她對歐盟事務擁有豐富經驗，包括試過處理輪任主席的工作，知道這個崗位要做什麼、角色是什麼、技巧是什麼。
碰巧默克爾上一次2007年出任輪任主席時，都是面對爛攤子局面，需要出來收拾殘局。她當時成功達成7年一度歐盟預算案協議，而且正值法國、荷蘭2005年先後否決歐盟憲法，令歐盟對下一步怎麼做，感到迷失，默克爾重新啟動各國對歐盟體制和前景的討論，為接著由葡萄牙擔任主席國的那一個半年，就歐盟體制改革簽訂《里斯本條約》鋪路。
而剛巧，2021上半年由德國接手歐盟輪值主席的，同樣將會是葡萄牙。
【文首照片來自K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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