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特譯】整死香港 就能整死中國經濟

Project Syndicate刊登了麻省理工學院Sloan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的文章，原文標題是「如何殺死中國的活力」（How to Kill Chinese Dynamism），這裏特譯全文。

黃亞生在文章談及世界討論多年的問題：中國為何能在沒有民主自由創出經濟奇跡？尤其是需要開放多元的科技和創新，為何能在中國發展？中國找出獨特的模式嗎？

一如他以往的立場，黃亞生重申否定這個說法，他在文章說，西方需要法治、自由市場等來發展經濟，中國只是把這些元素外判——主要利用香港。他認為北京已把香港的一國兩制扼殺，中國將重蹈蘇聯的覆轍，空有發明，卻沒有創新，發展陷入停滯，北京將會感受到其香港政策的影響，屆時後悔莫及。

因此我在這裏的標題變成「整死香港  就能整死中國經濟」。

黃亞生這篇文章是建基於他近日推出的新書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How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 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 （簡單來說就是他在sell書）。

我沒有閱讀過這本書籍，純粹根據出售的簡介，以及黃亞生接受訪問時的說法，他在書中探討整個中國歷史如何大一統和多元之間尋找平衡。他認為，國土面積大，有其好處，但不能忽略如此廣泛面積下的人民會十分多元，以科技為例，科研需要國家支持，但如果政府的意識太強，壓倒其他想法，社會思想單一，便不能令科技有更大的發展。

黃亞生說，在中國歷史上的繁榮時期，例如唐朝和後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共統治，能在大一統與多元作出平衡，因此經濟高速發展。他又認為，隋朝開創出來的科舉令中國統一全國思想，因此更有效長期統治如此廣闊的面積，但代價是大部份時間缺乏創新。

以下是文章原文的翻譯：

麻省理工科學歷史學家Loren Graham在他的著作 In Lonely Ideas: Can Russia Compete? 中展示出，蘇聯及之後的俄羅斯在很多科技中是先驅，包括各式武器、改善鐵路的技術和激光，但未能令其經濟顯著受益，這個徹底失敗的原因是俄羅斯缺乏企業家精神。

同樣的洞見可適用於帝國中國。很多源於中國的理念只是孤獨的孤兒，為中國經濟帶來極少甚至沒有裨益。相反，在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朝着跟俄羅斯和之前中國不同的方向進發，當改革植根開花，中國開始發展出龐大、充滿活力的私人企業領域，誕生很多企業家，他們很有動力、也很有能力發揮科技的好處。

中國的意念和創新不再孤獨，有很多同伴了。對中國經濟來說，更重要的是，這些意念和創新不斷推動經濟增長，創造就業，並帶來稅收，協助中共穩住政權。

帝國中國具有創造能力，但不能創新。正如已故美國經濟學者 William Baumol 指出，這個分別是很關鍵的。空有發明創造，並不能貢獻經濟增長，增長是靠創新推動的，這是指企業家精神和商業發展活動，透過商業化把發明帶動市場。資本主義是創新的機器，因為它提供了機制，讓發明變成可提振經濟的創新。

在改革開放年代下的中共，中國變成這種創新機器。不過，中國高科技產業生機蓬勃，依然令很多人莫名其妙。

兩名記者Dan Senor 和 Saul Singer在2009年出版的暢銷書籍 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他們揭示出，以色列成為全球的企業家成功故事，源自不拘泥繁文縟節的文化、沒有風險的探索和有組織的平等主義，這些東西全部都要靠政府政策和計劃支持。書籍提出一些生動的例子，詳細說明下級如何反駁上司，即是在跟階級制度是同義詞的軍隊也如是。

相反，中國是由上而下，層級分明，而且高壓，窒礙個人倡議，似乎缺乏了以色列的民主文化、法治和財產權利保障，中國的法例對中國領導人沒有有意義的限制，中國金融由國有銀行體系主導，雖然風投基金在本世紀頭20年幾何級數增長，但阿里巴巴、華為、聯想等大型科企在初創階段時，並非由中國的創投給予資金。

因此，中國完全是以色列的相反，但中國依然能夠成為創業之國。中國的企業家精神繁盛起來，即使沒有法治和市場為本的金融，甚至很多人假設，專制是跟創新對立。

可以如何解釋這個結果呢？

「中國難題」
評論員和學者有一個根深柢固的想法，認為中國發現和締造了「第三條道路」，促進具活力的創新，這個發展模式同時具備市場經濟的效率以及國家的能量，但毋須依賴資本主義的必要體制元素，例如法治和市場金融。

我不同意這個看法。在我的新書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How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 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我展示出，香港在背後為中國很多高科技創業家提供了法治和市場金融的功能——至少直至近期為止。

雖然中國大陸沒有法治和市場金融，但實際上當鄧小平繼承毛澤東，揭開改革開放年代時，中國把這些功能外判給香港。看看全球電腦巨擘聯想的歷史，這間公司以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的名義於1984年成立，1993年起在香港註冊，遷來香港對公司初期發展扮演了必要的角色。

能夠利用香港的金融服務，這是聯想崛起的里程碑。聯想從研究所取得第一筆資金後，大部份之後的融資都是來自香港的常規西式資本市場，包括在初創階段，以及之後一路發展時的多輪融資。

1988年，聯想從香港公司「中國技術投資貿易」取得90萬港元的註冊資本，在香港投資一間聯營公司，之後在1994年於香港上市，籌得公司在中國投資所需要的資金。當中不見中國國家資金的蹤影。

香港在1994年仍是英國殖民地，在1997至2019年以一國兩制的形式運作，雖然香港在中國主權之下，但保留了法律和運作自主性，維持歷史上放任經濟和市場為本的金融制度、法治、以及財產權保障。中國不能提供以上任何核心功能，但開放改革年代的政府讓部份中國企業家可以獲得這些東西。

可以享受這些提高增長的體制因素，是鄧小平推出開放政策時沒有提及，也相信他自己也沒有想過會有這種效應。改革開放有巨大成就，不只因為允許外國企業在中國設立工廠，還因為把中國企業家跟全球風投資金聯繫起來，容許部份中國公民和企業走出去，中國一些能幹的企業家獲准離開一個很差劣的制度。大家必須搞清楚這一點：中國成功，不是因為中國自己創造了有效率的體制，更多在於提供了國民可享用有效率體制的機會，而這些體制不在大陸。

外判法治
一些人相信中國企業家可以在國家主義的神奇方式下興盛起來，這些人忽略了香港（以及其他海外註冊地）的角色，這些地方提供了推動創新的傳統支柱。要意識到這一點，只要想像一下，假如中國擁有相同的國有銀行系統，以及相同的科技和企業人文資本，但門口沒有香港，聯想的發跡史就不會出現。

因此，中國高科技企業把資產註冊在中國法律制度以外的地方，十分普遍。BAT（百度、阿里、騰訊）中，只有騰訊在中國註冊（深圳）。（順帶一提：騰訊早年獲南非媒體公司 Naspers 支持）阿里方面，有登記顯示它在開曼群島註冊，也有登記顯示它的中國業務以一間香港公司與一間大陸公司1999年成立一間聯營而運作，很大機會是開曼的公司透過香港的控股公司運作其中國業務。

同樣，百度在英屬處女島註冊，其中國業務公司2000年成立，是一個全資擁有的外國公司，法律架構跟聯想北京和聯想上海一樣。中國最大型臉部辨識技術公司商湯（已被美國列入黑名單），以及TikTok母公司字節跳動，同樣都在香港註冊，中國第二大電商京東在開曼群島註冊。

記者 Mara Hvistendahl 2018年年底提及，世界20大科技公司中，9間是中國，而當中只有3間是完全在大陸註冊，分別是騰訊、小米和螞蟻集團（但螞蟻的母公司也是外國註冊），另外6間的註冊都是香港或其他海外領土，包括阿里、字節跳動、百度、滴滴出行、美團和京東。

再度孤獨
當然，中國高科技企業家還得益於其他因素，例如中國有數以百萬計受過優良訓練的IT人員，提供了規模優勢，而且GDP高速上升帶來增長機遇，但香港及海外領土提供安全港，令他們取得法治，十分關鍵。全球化有一點很受忽略，全球化不只為中國帶來外國市場，還給予有利的體制條件和環球風險資本，我們需要認識到這些體制因素的影響，才能說出正確的中國故事。

當意識到這一點，便會發現所謂中國可以不要有效率的市場為主體制，這個看法並不準確。聯想的故事正正顯示體制的重要，聯想能夠享用這些體制，因為中國意外地、幸運地跟世界上其中一個最放任經濟的地方毗鄰，中國特別，不是因為中國解開國家資本主義的密碼，而是因為中國的制度有一個安全閥。

這是要說出正確的中國故事的另一個原因，其他國家如果想照抄中國的金融和法律制度，認為這樣可促進企業家精神，將是大錯特錯。聯想及其他中國高科技公司十分成功，但有關香港的特殊情況顯示，中國科企的模式不能廣泛應用在其他地方。

不幸地，很多評論員和中國官員自己都似乎未有掌握到這一點。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的經濟學教授金刻羽在她的新書中表示，中國的發展模式獨特，「超越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令中國毋須西方的法治和市場融資也能締造出增長奇跡。中國企業家在改革開放只是避開中國的中央集權，她卻錯誤地把這一點當作中國制度本身的優點。這本新書正值中國出現大規模走資時推出，中國企業家害怕個人和財產安全而調撥資金。新書出版的時機如此不合時宜，令人咋舌。

同樣地，康奈爾大學經濟學教授Eswar Prasad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示威期間，為《紐約時報》撰寫評論，指出香港對中國不再重要，因為中國經濟規模遠超香港，香港在1997年時相當於中國GDP的五分之一，2018年跌至十三分之一。

我不妨列出另一些不同的統計。我在書中描述了3間中國重要生物科技公司，分別是百濟神州、 藥明康德和再鼎醫藥，3間公司都在香港註冊，一如很多其他中國高科技公司。想像一下：如果有人說美國憲法沒有用，因為憲法對GDP是零貢獻？這個立論很有問題，一如Prasad的看法，也反映出很多中國觀察家低估了法治和市場金融的重要。

北京的官員這樣想香港嗎？應該是。2020年的國安法已經淘空了香港的一國兩制，這個制度曾為中國企業家提供類似法律保障的東西，現在北京官員恐怕已後悔莫及。

香港從法治被拖進中國式的以法而治（rule by law），而且在地緣政治緊張、去全球化和經濟越趨孤立的大環境下發生。新的安全避風港已經冒起，例如新加坡，但這些地方只接收了中國的經濟難民，不能扮演以往為中國企業家提供動力的體制功能。中國很快就會感受到，當不能把法治等推動創新增長的基本元素時，會有什麼影響，中國將會為嚴重錯誤理解基本經濟學而付上沉重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