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總理默茨（Friedrich Merz） 星期五在慕尼黑安全會議致辭，明顯認為德國跟歐洲要跟美國拉開距離，表示歐洲要成為北約（NATO）中可自我支撐的支柱 ，例如建立歐洲核保護傘，並認為歐洲要減少對美國的依賴，要建立全新的歐美夥伴關係。
文章引述大量數據，顯示自國安法和疫情後，在香港的外資企業和銀行，外國金融業員工人數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內地企業、銀行和員工。
報導引述麻省理工學院Sloan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他說：「取代效應將（令香港）出現對中國規矩、法規、營商模式和經濟做法的需求，這個改變很有可能是來自在港中資商界不斷壯大下，由下而上的要求，一旦一國兩制原則遭削弱，在多個層面，兩制便會趨同。」
黃亞生還說，只有香港一制趨向內地一制，不可能掉轉。
文章提及在港外資和中資企業、銀行等數字此消彼長，談及一些外資撤出香港的例子，以及香港由亞洲樞紐變成主要靠中國，導致香港同時受累中國目前經濟放緩，大部份這些內容過去幾個月已在香港傳媒有報導。
FT 訪問一些人，提及外國商界對香港有其中3項疑慮。
一、外資最關心法制問題。一名不具名律師說，現時的一個法律系大學生，離2047年尚餘不足24年，當他們執業盛年時，大家不知道屆時香港是否沿用目前普通法制度。
二、銀行家開始質疑，香港低稅制還能維持多久。
三、港元聯繫匯率面對的不確定因素增加，一些人開始主張改跟人民幣掛鈎。
報導也有提及，如果只跟新加坡比較，香港經濟基調也有其雄厚之處，例如4萬億美元股票市值是新加坡股市的6倍以上，身家至少3000萬美元以上的人士數目是新加坡的3倍，中聯辦今年以來更積極鼓勵中資在香港投資。
報導也訪問了現任立法會議員、「8.31事件」太子站站長張欣宇，他稱香港不會變成一個普通中國城市。
張說，雖然中國沒了香港都可以生存，但香港的獨特制度長遠來說對中國仍是有好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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