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總務省星期五公佈3月CPI數字，當中的大米價格數字按年大升92.1%，是1971年有同類可比較紀錄以來最高的漲幅，令米價貴的問題再度成為日本社會討論話題。
臺灣「轉角國際」今年2月曾刊登一篇長文介紹移葬爭議，大家可參看。在此十分簡單地介紹：烈士谷是位於馬德里以北約50公里的一個山谷，建成於1959年，根據佛朗哥在生時的說法，烈士谷旨在治癒30年代西班牙內戰所帶來的國家傷口，墓地同時葬了內戰時期交戰雙方犧牲、共超過3萬名死者，雙方同葬在一起，希望國民可以放下內戰的一頁，攜手向前。
不過，佛朗哥1975年過身並葬在烈士谷後，就出現爭議。最大問題是，整個烈士谷只有2個人的墓碑是有名有姓，那就是佛朗哥自己及西班牙法西斯之父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其他全部無名無姓，好聽一點就猶如美國阿靈頓國家公墓的無名戰士墓，直接一點就是死者受到亂葬崗式待遇，而且烈士谷有一個大教堂和一個150米高的十字架，那個十字架遠到在馬德里少數地點都可以看到，十分有氣派，因此更像後世歌頌佛朗哥的紀念堂，而事實上極右份子每年11月20日佛朗哥逝世週年時，都會來到這裏「朝聖」，以示毋忘佛朗哥年代，因此感覺突兀——尤其這是民主政體政府花的公帑，去維修一個紀念獨裁的建築。
烈士谷另一個爭議是，該處由被囚禁的共和派份子被佛朗哥政府強逼勞動下建成，因此這個地點本身已是佛朗哥政權暴政的一部份，一些共和派死者的遺屬根本不想親人葬在那兒。
那麼，為何佛朗哥移葬問題拖至今天才處理呢？西班牙民主化是透過獨裁政權自己主動放權來達成的，要順利做到這點，反對派需要妥協，包括不觸碰佛朗哥安葬地點問題，一直到2007年才開始研究公共場所中仍帶有佛朗哥年代標誌的問題，當時決定要移除那些標誌，但仍不敢碰到烈士谷，以「被列作歷史遺蹟的建築除外」為由，不提出移葬佛朗哥，要再過4年，才正式由專家委員會提出建議移葬，但剛巧2011年政權易手，右派人民黨上台，他們立即擱置此事，到山齊士去年上台後，才把移葬佛朗哥列為其政府首要工作之一。
盡量不理會佛朗哥安葬問題，跟西班牙整體傾向冷處理佛朗哥年代歷史的社會共識，一脈相承。在民主過渡期，如果挑起佛朗哥政府做錯什麼的爭議，民主過渡未必能迅速完成，而佛朗哥年代的政要沒被禁止在民主化後繼續參政，令西班牙社會對如何看待佛朗哥年代的歷史，一直有嚴重分歧，為了防止社會撕裂，西班牙人採取了不聞不問的的政策。
於是，西班牙從沒設真相委員會來追究佛朗哥政府的罪行，跟20世紀同樣經歷過獨裁統治的南美洲國家大多會設立委員會來全面追究不同。即使是鄰國葡萄牙，前獨裁者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只葬在普通國家公墓，而獨裁政權的官員也被禁止再參政。更不要說，絕大部份20世紀歐洲獨裁者都是不得好死，全歐洲只有佛朗哥葬在重要地標。
經歷過獨裁統治、甚至內戰的西班牙人，很害怕會內戰重燃，那一輩不想再提那一段歷史，而山齊士1972年出生，內戰包伏較小，也完全沒有參與70年代的民主過渡，因此較前一輩的工社黨（PSOE）政治人物更敢於挑起這個歷史問題，他不太用顧及當年民主化時右派和左派的妥協。不過，這個想法在西班牙仍是少數，民調顯示，支持和反對移葬的人都各佔約四成，支持的人略多，而超過一半的人反對在此刻移葬，反映西班牙人仍未準備好去處理這個歷史問題。
然而，首先要問的是：一個社會是否必須要討論對某一特定爭議時期的歷史？是否必須要對該段歷史的看法有大致的共識？以移葬佛朗哥為例，這樣做是否能令烈士谷不再成為法西斯主義者聖地，其實成疑，因為沒了他的遺體，巨型十字架、大教堂等宏偉建築仍在那兒，山齊士政府稱希望該處變成真正歷史和解的地方，但那個地方的意義不是政府說了算，佛朗哥支持者仍可把那個十字架當作懷念佛朗哥的標誌，而相反，現在不少人去那裏，純粹遊客心態，不見得真心支持西班牙恢復獨裁政體，民主制度不一定會受一個建築所威脅。
另一方面，現在的狀況是由過去的歷史所發展而成，西班牙一些目前的問題不能說完全跟獨裁年代無關。以現時鬧得全球關注的加泰隆尼亞統獨爭議為例，最新一波大示威的觸發點源於多名獨派領袖被囚，而囚禁他們的法律框架正是來自民主過渡時期所草擬的憲法及法例，仍保留獨裁時期強硬對付非暴力分離主義活動的刑罰，跟很多西方國家早已沒了相關刑罰（例如煽動罪）有分別，而且當時各派的共識是這些法例是嚴格執行，這又跟一些西方國家（例如英國）即使仍有這些法例、但只會盡量備而不用的做法又不同，這就造成「依法處理」國內統獨爭議必然導致相關爭議的討論空間被大幅壓縮的後果。
可見，就算對歷史全然淡忘、避而不談，歷史也會找上門，左右現在的時局，西班牙人終有一日都要面對「面對歷史」問題，必須就怎樣、何時處理佛朗哥年代歷史，得出一個答案。
［文首烈士谷的照片來自烈士谷的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