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不知為何而開的歐中峰會

歐盟與中國北京時間今天晚上8時（布魯塞爾時間下午2時）召開峰會。在今年年初，這個峰會被形容為將是歐中關係重大突破的里程碑，「萊比錫峰會」將是歷史留名的事件，也將是默克爾16年德國總理任內最後一件重大「功績」；但到了今天，這次歐中峰會已經不知為何而開。

規格越縮越細的峰會

這次峰會原定3天，由全部27個成員國的領袖聯同歐盟常任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和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德國萊比錫跟習近平一起會面，是首次由中國國家主席出席的歐中峰會，此前歐中峰會都由總理出席，而峰會重頭戲是與會領袖簽署歐中投資協定，標誌歐中關係跨進一大步，並為歐中自由貿易協議鋪路。

結果，一場疫情，打亂部署，歐中中低層級就投資協定的談判很多都要取消，阻慢談判進度；到6月，德國、歐盟和中國以防疫為由，取消9月萊比錫峰會，改為視像峰會，未公佈會否仍在今年下半年內舉行面對面的歐中峰會。再到今天，會出席的歐方領袖只餘下米歇爾、馮德萊恩和作為歐盟輪任主席國領袖的默克爾3人，連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uel Macron）都懶得應酬出席這次會議。

根據路透報導，歐中只會簽署農產品協議——但這項協議，去年11月馬克龍訪華時已經公佈。歐中亦沒有打算發表聯合公報。

「承諾疲勞」

歐中近幾年已越來越多分歧，特別是商務上，而香港成為壓垮歐中關係的最後一根稻草，徹底毀滅中國在歐洲的形象，令中國一直存在的負面一面被歐洲以放大鏡來檢視，包括歐洲早已對中國的不滿。

歐洲固然關注香港人權問題，但更關注：如果《中英聯合聲明》可以隨便撕毀，如果中國可以隨意訂立十分含糊、可被隨意使用的香港國安法，那麼，歐洲為何還要相信中國在中歐關係中的承諾？例如開放市場的承諾。

有人形容歐洲對中存在「承諾疲勞」，中國向歐洲作出了很多承諾，包括習近平自己去年4月就市場准入等中歐經貿關係作出的承諾，但這些承諾一直沒兌現，中國現在再作出承諾而沒有行動，歐洲再難聽入耳。

王毅近日提出「多邊主義」的全球網上數據安全倡議，來拉攏歐洲抗衡美國打擊中國科企的「單邊主義」，歐洲聽在耳裏，只會想起跟中國的經貿談判經驗。

至於作為香港人，就會想起80年代中便出現的民主回歸、香港人選出自己的特首和立法會的承諾。

雙方都不可能讓步

如果想今天的歐中峰會有奇跡出現，不外乎：一、習近平作出重大讓步；二、歐方作出重大讓步。但很明顯，期望武肺不會在將來臨的秋冬季節捲土重來，成真的機會應該更大。

首先，歐中6月已進行過一次峰會，那次峰會也是今天峰會的準備會議之一，結果毫無寸進——那還要是香港國安法未正式生效、歐洲仍未看到法例全文之時；到上月底至本月初，王毅訪歐，也是今天峰會的最後準備，結果徹底失敗，那就沒可能會覺得，今天大概兩小時的峰會，可以扭轉乾坤。

對歐方來說，習近平至少要在市場准入方面大幅讓步，讓歐洲企業短時間內更容易進軍中國市場——但如果可以今天宣佈的話，習近平早就向美國作出同樣讓步。

對中方來說，歐盟要把投資協定的期望大幅降低，而且不再就香港、新疆等人權問題糾纏——但在中方目前較過去幾年更弱勢下，歐方只會把叫價提高。事實上，連歐方稱為可以合作的氣候變化議題，叫價也提高，開始要求中國就排放、控制煤炭能源等方面，提出實質目標，要逐步跟已發展國家看齊。

當全歐洲默克爾最「親中」

今天的峰會前景慘淡，「輸少已當贏」，沒有更驚嚇的壞消息已算是好消息。但峰會以後，歐中關係恐怕只會再惡化，連盡量維持在目前「不算好」的狀態，也未必能做到。

當中關鍵在於，全個歐洲對中國的印象已十分惡劣，對中國政策有影響力的不同actors——例如歐盟機關、各成員國政府、商界、輿論等等，全部對中國都採取近乎敵視的態度。

某程度上，默克爾已是全歐洲最「親中」的一員——或者應該說，對中國最「客氣」。默克爾當然知道中國人權問題（否則就不會營救劉霞），也對中國在商貿科技上構成的威脅感到擔心，德國國內最反中的輿論，都會承認默克爾並非漠視中國的問題（即所謂「舔共」），但批評默克爾堅持以對話來影響中國的策略是否已不合時宜。

因此，現在在德國、以至任何一個歐洲國家，換上任何人上台或擔任官員，或就冒起新的學者、智庫、幕僚可對成員國政府或歐盟的對中政策有實質影響力，十之八九都會是較目前情況對中更鷹派的人馬上場，歐中關係在這個狀況下，不可能轉好。

目前德國以至歐洲政壇的共識是，最遲在默克爾明年秋季卸任之時，德國和歐洲對中政策將出現崩塌性惡化，近月在傳媒、議員、智庫之間討論針對中國的行動，包括制裁，都會陸續出爐。例如去年12月開始立法程序、就人權問題向海外作出制裁的「歐版馬格尼茨基法案」，歐洲議會已有人要求重新加快進度，希望可在今年內完成立法，明年可動用。

德國傳媒對中國的評價已經直插至「六四事件」以來最差，今天《商報》一篇評論，提出歐洲必須改變對中政策，當中包括研究是否改變「一中政策」，重新審視對臺關係。這篇文章由9人聯署，當中包括兩名歐洲議會議員，一個是德國綠黨的Reinhard Bütikofer，他是歐洲議會對中政策小組的主席，另一人是法國執政黨LREM的Nathalie Loiseau，她去年當選歐洲議會議員前，是馬克龍政府的歐洲事務部長，是馬克龍安插入歐洲議會的「針」，可對法國外交政策有一定影響力。

可見，較制裁更具殺傷力的提升對臺關係，都已進入歐洲政圈的討論視野之內。

在德國，中國唯一寄望的是，下一屆政府會包括左翼黨（die Linke）——在德國聯邦「六團七黨」中，CDU、CSU、SPD、FDP和綠黨都持強硬對華態度，只餘左翼黨和AfD對中國留手，如果SPD和綠黨想籌組一個泛左翼政府，跟左翼黨合作，並把外長一職交給該黨，下屆德國政府的對中政策還有可能不會轉硬。但這只是算術上的可能，機會其實頗低。

商界幻想的終結

事實上，在對中政策上，歐盟機關較瑞典以外的全部成員國都強硬，由米歇爾、馮德萊恩到歐盟外交高級代表柏瑞爾（Josep Borrell）都是如此。以香港問題為例，在國安法爭議上，柏瑞爾的發言一直較各成員國強硬，每每會先一步作出嚴厲聲明。

有一個說法是：歐盟政圈都意識到，只要默克爾一走，德國對中政策就會大變，屆時歐盟對中政策也要跟著走，因此歐盟要開始部署。

始終，歐盟執委會或米歇爾，都是在服務成員國。

《商報》今天前瞻歐盟峰會的報導，標題為「幻想的終結」（Das Ende der Illusionen）。對中國沒了幻想的，不只是政界，更包括商界，商界對「中國商機」已再沒幻想，開始把售賣產品的市場和零部件供應的來源地都多元化，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減少依賴，不純粹是市場准入的問題，也因為中美貿易戰，擔心繼續依賴中國的供應鏈，會令自己捲入中美紛爭，而疫情衝擊也令大家體會到，供應鏈太集中的風險。

中國歐盟商會上週就中國營商環境發表年度報告，更多地提及政治問題，指出一系列「二元化矛盾」：有私人企業但國營企業很吃重、中國經濟潛力很大但有市場准入問題、中國承諾跟實際兌現之間的差距、中國向歐企施展魅力攻勢但又在歐洲進行戰狼外交。

商會提到，在中國做生意，越來越政治化，而這方面是企業難以控制甚至不能預料，歐洲政府領袖仍想跟中國溝通交往，但區內的選民就歐中關係不平衡、新疆強制勞動爭議及香港自治問題，十分關注。

如果想在新疆設廠，不知道會否被批評有份侵犯維吾爾族人權；在香港做生意，則國安法弄到整個營商環境的法規難以理解；又或者，企業不知道某些行為會被視為辱華，或反過來被歐洲批評為「舔中」。可以的話，歐洲企業當然想做中國生意，但這口飯越來越易動輒得咎，令歐洲企業越來越難罝身事外，西門子CEO上週稱會關注新疆和香港問題，也十分合理。

連理論上最有誘因（所謂）「舔中」的商界如此，連商貿關係都有可能在減弱而非強化，歐中關係可以如何不再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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